胡家瑜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攝影時代或者機械複製時代的來臨，是否意味著一個靈光消逝時代的來臨？這是哲學家班雅明的一個嚴肅提問。但是透過1936年拍攝的這一部賽夏祭典影片，我們更能深刻感受的，卻是攝影紀錄畫面穿梭時光的力量，許多一閃而過的影像被機械捕捉，組合連接在一起的跳躍段落，鮮活生動地將七十多年前的人物和情景帶到眼前，將我們引入一個真實又虛幻的過去，似乎身歷其境，卻又距離遙遠；似乎形象清楚，卻又訊息模糊。如果這一部《巴斯達隘：1936年的賽夏祭典》像是一顆時空膠囊，它所壓縮的不同層次過去，涵蓋了台灣民族誌影片興起、日本人類學者與原住民社會互動，以及巴斯達隘祭典變遷等訊息。這些訊息或是輾轉地在拍攝背景脈絡中投射，或是靜默地在影像中隱約呈現。
一、台北帝國大學的民族誌影片
1930年代，運用攝影機在台灣拍攝影片的數量還很稀少。當時的影片主要都是政府機構為了記錄時事或宣傳而拍攝；台北帝國大學大概是最早開始拍攝影片的學術研究單位。本片就是這種社會氛圍下的產物；它是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現今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前身）拍攝多部實地踏查紀錄片中的一部。當時土俗人種學講座究竟拍了多少調查紀錄片，我們不得而知，不過目前保存下來的影片共有17卷。其中有關原住民的紀錄片有9卷，包括大東河─新港（1931）、宜蘭流流社（1932）、內文社五年祭（1934）、Mahoan社、拔子社、馬太鞍社（1935，二卷）、賽夏巴斯達隘（1936）、復興鄉泰雅部落、納納社等主題；此外，還有解剖儒艮、台灣寺廟調查、蘭陽地方史料調查、和廈門之行等紀錄片共7卷。這些影片，除了內文社五年祭一片經過簡單地剪輯並插入說明字卡之外，其他都是未經處理的黑白無聲16釐米毛片。
土俗人種學講座開始以攝影機做為田野踏查記錄工具，主要是由講座助手宮本延人拍攝，講座教授移川子之藏負責訪問。另外，大學內經常進行原住民調查的語言學講座，也有淺井惠倫拍攝記錄片。目前所知，宮本拍攝的影帶後來移轉成為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的收藏，而淺井拍攝的影帶則輾轉納入東京外國語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收藏。由於影片拍攝在當時還是新興技術，不但價格昂貴，效果也不穩定；因此數量非常有限，同時大部分的影帶也並未整理發表。日本戰敗之後，土俗人種學講座的這一批早期民族誌影片，也隨著的大學移交被塵封在庫房的角落，遺忘了數十年而一直未被發現。直到1994年，台大人類學系開始進行民族學藏品整理計畫，全面性清點庫房所有標本和影像收藏之後，這些影帶才再度被發現。不過，由於放置時間過久，影帶脆裂發霉難以放映。因此，2000年國家電影資料館與台大人類學系合作，展開影帶維護保存和轉檔複製工作；2001年起，配合國家數位典藏計畫，人類學系開始運用轉檔完成的影帶，進行相關資料調查、彙整和數位化工作。經過逐步處理，這部七十多年前拍攝的台灣民族誌影片，才能夠呈現在大眾的面前。
二、人類學調查與原住民祭典的廢存
1936年這一部賽夏影帶，是早期記錄片中品質較好的一卷；不但拍攝的技術較成熟，對於主題內容的認識也有一定的深度。更值得關注的是，這部影片拍攝的背景，糾纏了日本殖民政策、人類學調查、和原住民社會變化等時代背景。根據資料顯示，土俗人種學講座的賽夏田野調查至少有二次，都是由移川和宮本同行前往。第一次是在1931年10月，主要是到新竹、苗栗附近的各個賽夏部落調查系譜和遷移傳說。第二次則是在1936年，到新竹五指山附近的大隘社進行巴斯達隘祭典調查；停留的時間大約從1936年11月26日到12月1日。有關祭典調查和拍攝的原因，二位人類學者並未留下任何說明。但是，從影片中經常出現曾參與北埔事件（1907）和征討霞喀羅各社（1926）的著名賽夏頭目taro umao（伊波幸太郎，趙明政）和他的家人，可以猜想此次調查應該是與他們的安排和協助有關。回溯當時台灣的社會政治情境，總督府的「理蕃」政策在霧社事件（1930）之後，已經在原住民部落加強教化和革除陋俗等工作。1932年至1937年期間，臺灣總督中川健治又以「同化政策」和「內地一體化」做為全島施政方針，更加擴大台灣固有文化習俗的改善範疇；許多原住民祭典儀式，甚至後來的漢人宗教，都因此被歸類為迷信，而遭受到廢止的壓力。此時期土俗人種學講座進行的祭典和寺廟調查紀錄，應該也與當時局勢的變化有關。
有趣的是，人類學者的記錄雖然沒有提到調查工作與原住民政策的關係，但在部落記憶中，此次人類學者的調查卻對賽夏族人造成深遠的影響。大隘社的趙振貴老師提到，他從父親oebay taro（伊波仁太郎、趙旺華；taro umao的次子）的遺稿和部落耆老訪談中得知：1930年代oebay taro擔任新竹州巡查時，經常替族人排解紛爭，也為日本政府進行部落協調溝通工作。1937年9月左右，日本長官曾下令要廢止賽夏族的巴斯達隘祭典，結果主祭朱家和族人一致表示誓死反抗到底。於是，oebay taro將民意反映給上級並向州知事報告。據說當時知事邀請了人類學者移川和宮本前往調查，由主祭、耆老和taro umao詳細解說祭典的內容特色，oebay taro擔任翻譯。後來由於人類學者認為這是非常珍貴的祭典，具有地方文化特色，不可廢止；他們向知事報告後，知事更改命令，祭典才得以維持，但舉行時間從原來的七天改成五天。故事最後提到，巴斯達隘祭典1938年再度舉行的時候，新竹州知事赤堀鐵吉也親臨參加，族人都非常高興。對於祭典的調查和拍攝，雖然學者的記錄和地方的記憶重點似乎不太相同；而且調查時間究竟是1936年或1937年，細節上也有差異。不過，從部落觀點出發，讓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思考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工作。賽夏記憶中的主角是族人，他們有自己的期待和主動力，人類學家是可以被運用來改變劣勢的外來資源。當然，如果巴斯達隘祭典真是因此而持續舉行，在台灣人類學史上，倒也是一個難得而值得高興的例子。
三、影像中再現的祭儀場景
無論是否因為人類學調查的影響而未被廢止，賽夏巴斯達隘祭典確實一直持續舉行，至今仍然是台灣原住民祭典中最為盛大、獨特和嚴肅的儀式之一。從影片中顯現的片段來看，七十多年來儀式結構、禁忌、和象徵並沒有太大改變。如果將儀式分為祭前準備、正式祭典和祭後酬謝慶功三個階段，本片內容主要涵蓋祭典正式進行的七天，包括11月27日的迎神、29日零時頭目訓示、到12月1日早上祭典結束。以萬年曆推算，1936年的11月28日正是米穀入倉後的第一次月圓（農曆10月15日），由此可知當年的祭典是按照固有的時間節奏舉行。影片開場帶到祭屋上掛著芒草結、祭屋內推出杵臼、眾人站在屋外唱祭歌迎神、並用杵臼打糯米糕共食開始。之後一系列跳接的畫面，包括延靈（kish-rinaolan）、娛靈（kish-tomal）、逐靈（papatnawaSak）、遣歸（papatnaoloraz）、送靈（kis-papaosa），以及饋糧（papasibilil）、和伐榛木、墮稍和毀架（mari ka sibok）等不同過程。
影片畫面中也反映出一些當時特殊的儀式情景，例如：舉行paksa:o（薦晚餐）迎神共食之前，大家各自鄭重地提著一條魚到祭屋。儀式期間才能製作的kirakil（現在經常被漢譯為『姓氏肩旗』或『月光旗』），那時是戴在頭頂上的舞帽，而不是扛在肩上的舞旗；畫面中可以看見三個kirakil舞帽由年輕男子扛戴在頭上，在歌舞隊形中間不停地跳躍舞動。另外，祭場中央歌舞的賽夏族人，有些穿著傳統織布服裝、也有些穿著漢式或日式服裝，顯現出當時生活物資的多樣化發展傾向。祭場外圈還有大約二、三百人圍觀，或許人數不比近年矮靈祭經常吸引數萬名遊客到場觀看，但場面也相當熱鬧盛大。更有甚者，影片沒有顯現的影像，也讓人可以進一步追問祭典變遷的問題。1936年，以現今的慣例推算，應該是舉行十年大祭的時間，但是影片中卻沒有看見高聳的十年大祭祭旗sinatun。許多賽夏長老提到日本統治之前的巴斯達隘祭典每年都舉辦一次，而且是全族聚集在同一個祭場舉行。影片情景顯示當年的儀式已經分別在南北二個祭場舉行，但不知是否仍然每年一次，而十年大祭是否是後來因應變化而衍生的記憶強化機制。影片留下的一些迷團仍然有待釐清。
四、結語
1936年的這一部賽夏祭典影片，當然是人類學者最早開始運用攝影機記錄台灣本土文化現象的珍貴資料。但是，其珍貴之處並不只是呈現了什麼，而是讓我們「反思」了什麼。影片能夠讓身為現代觀眾的我們得到震撼的經驗，是因為其中出現和未出現的訊息，都需要我們的反思與消化。我們所能感知的，不僅是當下眼睛所看見的，而是沈澱之後的感動與思考。透過這些跨越世紀保存下來的珍貴影像，真正讓人感到震撼的是文化的生命力；世代更迭，時光流逝，未曾中斷的巴斯達隘祭典，在變遷中持續表達對祖先叮嚀的重視，展現賽夏人的凝聚力和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