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怡菁
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節目總策劃，三三影像工作室負責人
「謝謝妳的生日賀詞，妳母親和我也許是同一星座……但是生於1954年──雞年──，又逢日本軍隊投降的前一天來到人間，屬獅子座。我並不覺得年輕（但卻感到十分幸運！）……」 在跟丹尼斯為影展繁瑣的信件往來中，有一天收到他的來信。直接、坦率、略帶自我批判的道出他出生的時代背景。看著那封頗有個性及專業的回信。（信中亦列出十項影展單位跟他之間該確認及注意之事項。）我靜靜的閱讀這封「丹尼斯風格」的電子郵件，於是《呼喚鯊魚的人》，《浩劫餘生》，《食人之旅》的影像片段，快速閃進我的腦海裡……。
丹尼斯‧歐魯克從小在嚴謹的天主教寄宿學校成長，大二那年輟學後開始到處旅行，足跡遍及澳州大陸，太平洋及東南亞附近的小島。這段期間他做過水手，推銷員，牛仔，也自學攝影。豐富的閱歷，奠定他日後影像創作的資料庫。在1970年代，他因想拍片而搬到雪梨，也在澳洲國家廣播公司找到一份園丁的工作，隨後成為該公司的攝影師，開始長達三十年的影像創作。
1975年他搬到巴布亞紐幾內亞，因緣際會的見證了殖民地自治化的過程。當時的他為新獨立的政府工作 ，教當地人拍攝記錄片，也同時開始他的第一部作品《只有我們─巴布亞紐幾內亞的獨立建國史》。拍完本片後，他隨即被受僱拍片的單位解聘，但是《只》片卻在當地造成極大的轟動，同時他又完成《只有我們─巴布亞紐幾內亞的獨立建國史》的姊妹作《選舉─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政治》。丹尼斯於是長駐巴布亞紐幾內亞，也將社會邊緣化及全球化的衝突關係，用影像呈現出來。
在連續拍完兩部政治巨大轉變的歷史見證片，丹尼斯開始在大島上用影像採集豐沛且快速凋零的文化傳統。1982年他搬到北邊的康圖村，花了六個月的時間，記錄當地村民十分特殊與祖先的溝通方式──徒手殺死鯊魚。當地具有「法力」的族人划著獨木舟出海，用槳敲打船緣，藉以喚醒住在礁岩周圍的鯊魚，誘使游向獨木舟，而後在用椰子串成環響，敲打水面，藉以傳送出水波聲。據說這種聲音具有特殊法力，會使得海底的鯊魚有走投無路之感而自投羅網。在這部本以為是純記錄特殊文化傳統的《呼喚鯊魚的人》片中，丹尼斯並不甘於只做個純記錄的影像創作，除了數度跟呼鯊者出海捕捉呼鯊過程的驚險片段，也在片中放進不少十分直接、主觀的訊息。在看了優美詩意的影像及感人的口述歷史之後，常常會出現令人不安的「被迫接受全球化」，「資本主義抬頭」等訊息。西方宗教介入的爭議性，也被丹尼斯「主觀」的作負面結論。片中一而在，再而三的使用訪談來「證實」、「套用」、「說服」觀眾。他成功的用剪接加強影片的張力，沉重憂心的點出全球化趨勢的必然性。而片尾半醒半醉的族人訪談，更清楚精準傳達出丹尼斯的觀點。
在拍攝《食人之旅》之前，丹尼斯跑到夏威夷西南方的馬紹爾島，為美國在當地作原子試爆殘酷歷史作見證──在1985 年完成了《浩劫餘生》。當年日本因太平洋戰役失敗後，將太平洋上的一些珊瑚礁群島讓給美國。縱然在聯合國的監督下，美國仍違背當初託管協議──必須保護居民的權益及基本自由，公然在當地作原子試爆。丹尼斯用完整冗長的字卡，清楚的交代這段歷史。豐富詳細的資料片；公聽會現場片段；受輻射污染的病人體檢；新聞報導；美方提供的宣傳片；當地居民的憤怒訪談；亦有參與試爆氣象員的坦白、真情陳述事發狀況。丹尼斯用認真、嚴謹的態度處理這樣一個極為複雜又似單調的歷史巨片，緊密的影片結構反映出他細膩，頗具邏輯性的辯證能力。在《浩劫餘生》這部片中，丹尼斯第一次用音樂作為影像創作的素材。藉由冷酷的電吉他單音，緩緩道出浩劫餘生者的無奈與憤怒。交互剪接在本片也表現的淋漓盡致。像是在試爆倒數計那段場景，在即將試爆的前一刻，畫面忽然跳到島上沉靜的空景。殘忍的訊息藉由詩意的表達，留白的功力令人激賞。
1988年丹尼斯拍了他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離別作《食人之旅》。片中記錄一群來自西方世界的白人觀光客，到過去有食人文化的部落旅行。他三天緊密跟拍及參與，讓「現代化」食人文化無所遁形。這是丹尼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純熟的影像敘事，流暢的剪接，豐富的聲音元素。我看著影帶，對照著他那結構完整的對白本，丹尼斯的才華在《食》片表露無疑。精準的記錄光影、聲音的in點及out 點：訪談；空景；觀光客彼此的互動；及跟當地村民的互動；史料照片；蟲鳴鳥叫聲；汽船引擎聲；還有優美（但諷刺味十足）的莫札特音樂襯底貫穿全片。出身攝影師的丹尼斯，平穩的自持16厘米攝影機，細細捕捉他心目中的美麗樂土被部分「無知」（他的定義）的觀光客所摧殘。
丹尼斯在本片適度的參予加入被拍攝者的角色，他以口操當地話的優勢，常常在片中「幫助」觀光客與村民溝通。敏銳的使用他在語言上的優勢，來拍到他早已架構（或是預設）的影像素材。很顯然的「客觀」這兩個字對丹尼斯在影像創作上而言，似乎是不存在的。『照片檔案』雜誌(photofile)在1988年春天出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對丹尼斯而言，記錄觀光客／當地村民之間的關係只是一個藉口，他只是想藉白人／黑人，富人／窮人互動，檢視後殖民時期，兩類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記得友人曾跟我提到說，看完一部紀錄片其實就是認識一個新朋友。紀錄片的影像風格常常會隨著導演當時創作的心境而有所不同。丹尼斯在拍《浩劫餘生》當時，父親法蘭西斯‧派瑞克‧歐魯克去世(Mr. Francis Patrick O’Rourke)。而《食人之旅》則是他離開巴布亞紐幾內亞前的離別作品 。這些膠捲上的光影片段，在丹尼斯生命旅程中幾個極為重要的關鍵時刻，的確扮演了某種不可分離的角色。於是我又莫名的想起那封電子郵件：「……我並不覺得年輕（但卻感到十分幸運！）……」。
我回想起95年在美國研讀紀錄片理論及拍攝那段期間，在攝氏零下20度的水牛城，身穿短袖T恤，跟一群黃，白，黑等不同人種，坐在溫暖的教室裡觀賞《食人之旅》 ，當時的心情早已忘記，只依稀記得莫札特的音樂，及片尾冗長卻極富詩意的飛機起飛畫面。2001年為策劃影展，再度拿出影帶反覆觀賞，心情很是複雜……。在不同的城市有幸看到同一作品，際遇真是件奇妙的事……。
後記：丹尼斯‧歐魯克在離開紐幾內亞後，跑到泰國拍了一部有關曼谷妓女的記錄片。（The Good Woman of Bangkok，1991），收到不少負面的批評報導，他的生活也同時面臨到重大的瓶頸，將近十年未曾有作品出現。（只有在1993年拍了一部The Pagode Da Tia Beth）去年2000年，他拍了一部有關澳洲小鎮的紀錄片Cunnamulla，這部片子現在很活躍的在各大紀錄片影展出現。「我們活在一個正在上演的故事裡。」 ，這是丹尼斯‧歐魯克的人生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