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友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開始經歷家庭關係的變革，逐漸喪失原有大家庭繁複的功能，隨著工業化、都市化的社會快速變遷，生、老、病、死，這原本是人類最自然在家庭發生的生命軌跡，逐步被區隔出來被納入 「醫療化」 「機構化」的處置中。出生與死亡這些原本是人類最自然的經驗，已不再由日常生活中學習，而是讓醫療專業人員一手包辦，這部紀錄片透過死亡的現場刻畫出當代中國隱含的社會問題。
鏡頭的場景聚焦在中國浙江杭州綠康醫院的舒緩療護病區，目前共有60多位病人，每年有20多位老人在這辭世，病人在世時間長則幾年、短則幾天，他們都將在這被隔離的機構度過生命的最後時光。影像中的老人陪伴他（她）們垂死歷程是醫院中的醫療專業人員而不是親愛的家人，老人家以絕食的方式，表達她不能回家憤怒，反諷的是在白色巨塔的運作下，這種無理取鬧、不合作的病人最後是以轉送到精神科做為解決方式。這也凸顯了科層體制理性監控下極度非理性的一面，在醫院制度化的常規下，不斷剝奪對垂死的病人情感的表達，導致垂死的病人空間上被隔離、情感上被壓抑，在這樣的場景中只能不斷上演孤獨死亡的意象。
一幕幕被隱藏在角落真實的生命被揭開，有剛閉上眼睛死亡、嚥下最後一口氣的臉，有家屬驚惶失措淚水潰提的場景，有和女兒吵架不斷絕食抗議等死的老人，有因為罹患精神疾病的女兒被強制帶走生命逐漸劃上句點的老媽媽，有一個個面無表情或坐在輪椅或躺在病床上無聲老邁的軀體…，黑底白字的字幕寫著「或許只是他們眼前的現實／或許就是我們將來的現實」，這些讓人沈重、窒息的孤獨死亡敘事，都促使我們更深的思考法國史學家Philippe Aries的提問，為什麼到了我們這個世紀，死亡成為如此令人難以忍受的事實，是什麼機制把它與我們正常的生活隔離開來，如何能像從前一樣以一種溫和的態度自然的方式面對死亡? 在今日我們是否有權利決定生命可以在什麼樣適當的時機，以什麼樣的方式安詳的走到盡頭？
這部片子的中文為「失控的生命」，英文卻翻譯為「The Hospice Care」，失控與安寧的意境形成兩個極端的對比，相反的語意上不知是否是導演特意帶有一語雙關的隱喻。事實上，Hospice台灣翻譯為安寧療護，這套醫療論述蘊含著對現存的非人性化的醫療觀念提出挑戰，強調不再由高科技治療的方式 ( 包括心肺甦醒術，氣管內插管，人工呼吸器 ) 來對待病危、垂死的病人；強調照顧的角度，讓病人在餘生中免除痛苦及不適的困擾。在中國Hospice因文化禁忌，多稱之為舒緩療護，它強調要減輕病人及其家屬的痛苦，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讓每一個瀕臨死亡的人都能夠安詳、無痛苦，有尊嚴的離開人世。整部片子雖沒有看到太多醫療儀器環繞在病人身旁，但是安寧療護所主張垂死病人有權利知道自已病情發展，及共同參與治療過程的討論，一切以尊重生命尊嚴及關懷瀕死病人的理念與設計，完全沒有在片中舒緩療護的病區出現。反倒是一個個衰老、死亡這些無法理性控制的生命，成為病人與家屬生命中難以承受的重。失控的生命背後或許代表了中國在社會劇烈轉型過程中，家人親密關係變革下所導致一個個被迫無法老有所「終」、有家歸不得悲哀的控訴。在人類文明化的進程，或許我們應該有一種更清明的覺醒，人類是社群連帶的一份子，必須和它人建立親密關係，但死亡在中國今日所造成最困難且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是活著的人逐漸喪失理解、認同垂死之人的道德與情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