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天祥
「第一屆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以「島嶼聯線」作為主題，規劃了回顧的與最新的作品、國內的與海外的創作；「新視窗」這個單元則無關島嶼，卻像一盤捨不得遺漏的珍寶。整體而言，它是個小型的「電影大觀」，從西藏、雲南、柬埔寨、印度、一路拉到荷蘭與馬其頓；分別來看，每部影片又個別展現自己的獨特神采。
譬如長期紀錄西藏的兩位紀錄片工作者季丹和沙青，這次有《老人們》參展。喜歡紀錄片的觀眾對他們應該不陌生，與《老人們》同一年完成的《貢布的幸福生活》，曾經入圍「2000台北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的錄影帶競賽單元。兩人自1994年起就在西藏日喀則生活與拍片。乍看之下，《老人們》的焦點比《貢布的幸福生活》渙散，雖然紀錄的是一個由老人為主體的宗教團體「瑪尼會」，但導演不使用任何字幕或旁白介紹他們及其事蹟，而是跟著老人的悠閒步調，紀錄他們聚會、誦經、走路、工作、聊天的日常光景。也因此，當我們曉得這群老人就是將文革中被搗毀的寺廟重建起來的主力時，不由得感到驚訝。他們看似老邁的身軀，竟藏有如此豐碩的能量，彷彿也成了一股安定社群的重要力量。事實上，當你看著一群老奶奶七嘴八舌地安撫年輕喇嘛的模樣時，會發現或許就是這麼樸素又深厚的信念，讓西藏夾處在信仰與政治角力間，生命力依然源遠流長的原因。古老的傳統，不見得只存在於西方眼中的「神秘東方」。《人與馬》就在風車、木鞋、鬱金香之外，揭櫫在荷蘭的澤蘭省，至今仍有少數農夫採用的傳統犁馬耕作方式。這些犁馬有著肥短厚實的身形和茂盛的鬃毛，溫馴耐勞地在田地上來回拖曳耕耘。何以繼續採用這種看來違背時代潮流的耕作方式？受訪的農家各有不同的道理，但他們和心愛的馬兒建立深厚感情，彼此間的默契與信賴，則透過鏡頭的捕捉，平實地流洩在畫面裡。當隔壁的耕耘機和這廂的犁馬出現在同一個鏡頭時，對比的趣味不言可喻。但這到底不是《玉女神駒》（National Velvet）或《黑神駒》（The Black Stallion），盡是美麗的少年少女與純種名馬整天奔馳在草原與馬場上的烏托邦，犁馬除了也在賽會與節慶時被主人「綁馬尾」地裝飾赴會外，交配、生產等必然的生命循環，也在鏡頭中一一呈現。但第一次看到人類為母馬剖腹生產的大費周章，以及最後對著馬額一針（槍）下去的殘忍畫面，瞠目結舌的觀眾恐怕這時才明瞭為何片頭打出「部分鏡頭兒童不宜」的警語。
在這個單元，我們也看到一些著名的劇情片導演跨界的紀錄作品。比方曾以《孟買風情畫》（Salaam Bombay!）這部寫實呈現印度街童流離遭逢的處女作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並獲頒坎城影展金攝影機獎的蜜拉奈兒，在美國拍了三部劇情長片（包括丹佐華盛頓主演的《密西西比風情畫》(Mississippi Masala)、安潔莉卡赫斯頓主演的《舊愛新歡一家親》(The Perez Family)以及英語發音的印度宮廷故事《慾望與智慧》( Kama Sutra: A Tale of Love）後，帶著攝影機回印度拍的《哈哈俱樂部》，就是一部短小精悍的佳構。表面上，媚拉娜兒只不過採訪了一個宣揚以「笑」治病強身的機構，但是透過她的訪問與觀察，不同階層的人們每天聚在一起，練習各種自然而不受壓抑的笑法，以增進健康的行徑，其實比任何社會理論或行動，積極而有效地打破印度嚴格分明的社會階級藩籬。而每一位在鏡頭前面講述「笑療」對他們有何幫助的受訪者，所透露的也不再是這項療法的科學證據，而是每個人身上所背負的回憶與情感重擔，如何在這項訴諸外在的集體行為中，獲得適當的舒放及宣洩。
《哈哈俱樂部》紀錄的是近年才從印度開始流行的「另類療法」；《神靈附身女庫淑》卻藉由怪病纏身的少女，見證印度民間行之多年利用求神問卜驅趕惡靈的信仰。後者的主角庫淑，在拍攝時只是個14歲的少女，因為不知名的原因，常感到渾身灼熱，夜裡突然驚叫不已，甚至出現不能自制的行為，病發時不吃不喝，送到醫院檢查，醫生都說一切沒事，但在鏡頭前沈靜無助的少女，顯然沒有因為醫生的安慰而好轉。最後，父親只好帶著她去問神。類似台灣寺廟道觀常見的起乩附身，在本片時有所見，不知是集體氛圍的感染還是真的神明發威，少女圓睜的大眼從平靜變得緊張，之後開始流淚、抽搐……。病因被歸於這個家庭遭惡靈侵擾，過去幾位家族成員的死亡也成了這個說法的力證。對台灣觀眾而言，這些景象與推論可能似曾相識，震撼與不解也許不如來自芬蘭的導演及工作群，但導演捕捉到庫淑這家人貧窮但堅定的感情，卻能讓人動容：無計可施而沈默的父親、為傳宗接代苦惱的母親、以及老是給人一種為自己的病而懷有罪惡感印象的庫淑，逆來順受得令人心疼。六個月後，攝影機又來到庫淑家裡，庫淑似乎長高了不少，漂亮的臉上也多了一些笑容，她說不再為惡夢所苦。電影到底有沒有證明「信仰療法」的「神效」？或有置疑的空間。但這是否比庫淑家人活得更好還值得關注？恐怕是所有被本片感動的觀眾會捫心自問的。
出生於柬埔寨首府金邊的法國導演瑞希潘，也是國際知名的新銳之一，1994年曾以劇情片《田邊人民》(” NEAK SRE ” The People of the Rice Field)參加過金馬國際影展。他因為赤棉進入家鄉，從青少年時期就輾轉待過泰國難民營，最後才落腳法國，並在那裡學電影。許多論者喜歡把他當作「柬國的陳英雄（在法國長大並走紅國際的越南裔導演）」，其實瑞希潘和陳英雄充滿形式主義風格的精雕細琢完全不同，在拍攝《田邊人民》之前，瑞希潘即以難民集中營為題材拍了幾部頗受好評的紀錄片（例如《Site 2》）。他的最新作品《大地遊魂》則是以錄影帶形式拍攝，紀錄了1999年東南亞第一條光纖電纜經柬埔寨、泰國、越南邊境架設，整個工程提供了柬埔寨人大量的挖掘工作。工人有的是父母離家、一去不返的年輕姊弟，更多是一家子扶老攜幼都來的，他們隨著工程行進，但微薄的工資卻僅能過著連糊口都有困難還要到處遷徙的生活。瑞希潘的鏡頭語言靈巧而極富魅力：工人太太去賒米，身無長物的老婆婆把米當成禮物送給她，還對著鏡頭說起自己戰時貧苦生活的恐怖記憶猶新，能幫人就幫人，講到心酸處還不禁老淚縱橫；小孩在池塘泥沼裡抓螃蟹、泥鰍，不為好玩，而是為了大家的午餐設想，連螞蟻都可以當作下麵的好料；而當一個掘地工人脫下義肢，以及在掘路工程中不時驚見未爆彈的危險，戰爭的陰霾幾乎是烙印在人的身體、生活中，從未煙消雲散的。雖然吃不飽、買不起鞋、沒錢看病，夫唱婦隨的太太為丈夫在溪裡洗頭的自然調情，卻也給生命延續下去的力量，作了適切的註解。諷刺的是總有人對不求甚解的工人們講述光纖電纜的神奇妙用，將促使人類通訊與科技生活更上一層樓，但這些對離家七八個月工作，回去時可能依然兩手空空的工人而言，這不是天方夜譚，而是根本干我何事？瑞希潘讓詩意與觀察可以相容不悖，社會問題與人性尊嚴自然地在片中交織辯證，內涵豐富之外，影片質感也好得驚人。
同樣以錄影帶形式拍攝的《流亡馬其頓》更是一部佈滿戰爭陰影的作品。雖然以資料影片與訪問構成的內容比較缺乏立體感，卻也揭示了一段幾乎令人遺忘的戰爭悲劇。原來在二次戰後的希臘內戰期間，一群生長在希臘的馬其頓裔兒童和希臘兒童被帶離父母親的身邊，在羅馬尼亞的育幼院長大，但戰爭結束後，希臘政府只准希臘兒童回國，其餘則被拒於國外。於是這群人再也回不到原本的村落，只能在其他國家落地生根，而位於希臘的老家村落，也隨著時間逐漸荒廢。本片攝於1998年，也就是當年這群孩子被帶離希臘後五十週年的重聚大會期間，導演訪問了許多已經白髮蒼蒼的當事人，述說離境的艱辛與想家的心情。希臘內戰早已結束，但這群被遺忘的馬其頓裔的希臘孩子們，依然只能做著回家的夢。看著最後遊覽車終於駛進國界關卡的鏡頭（部分人終於取得簽證，部分還是不得其門而入），突然讓我想起安哲羅普洛斯的《塞瑟島之旅》(Voyage to Cythera)與《尤里西斯生命之旅》(Ulysseys’ Gaze)這兩部電影。
過去以精彩的同志論述聞名於華人電影學術界的「直同志」周華山，也和許多人類、社會學者一樣，扛起了攝影機。《三個摩梭女子的故事》早在今年初就在台灣做過幾場小型放映，在小圈子裡反應熱烈，但向隅的觀眾更多，沒想到卻有機會在這次影展得見，值得好好把握機會。周華山在本片呈現的形式技巧平實無奇，攝影機確實成為極度客觀的工具，讓被攝者暢所欲言。但他在偏僻的摩梭山區生活一年多，藉由老中青三代摩梭人的現身說法，所要表達的觀點卻又十分清晰。他一方面揭開這個中國僅存的母系文化部落獨特的家庭觀、性別觀，也讓常被外界誤解及扭曲的「走婚」制度，攤在陽光下。觀眾目睹的是一輩子與血緣親屬共居的家庭裡，高度獨立自主的情慾空間，如何在中原思考裡的「邊疆」地區被實踐。周華山也沒忽視現實裡的外來文化與愈來愈興盛的旅遊業，對傳統摩梭生活可能帶來的影響與改變。這類異文化衝擊的議題，在這次參展的許多影片都可以看到，比方同樣致力探索在外界眼中看來奇怪卻是當地傳統性別文化一環的沙摩亞島影片《天堂性向：男生變女生》（島嶼連線單元：國外篇）就有異曲同工之妙。
綜論這七部影片，我並未試圖替它們尋找共通性，事實上也沒這個必要。因為如果觀眾對任何一部作品有所感動，不外如專題名稱「新視窗」所言，是因為它對我們的視界有所開拓。紀錄影片最迷人的魅力不也在此？當我在「詮釋」這些紀錄片工作者的「詮釋」時，也試著道出這些寬廣而多樣的嘗試，已對我造成的影響。也希望包括這屆民族誌影展在內的台灣紀錄片活動，繼續發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