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惡靈」的背後：蘭嶼島上的紀錄片工作者
陳亮丰
（本文刊登於九十年九月十日之聯合報）
我永遠記得1999年飛魚來的季節，五月，寧靜的蘭嶼島，難忘的露天部落電影院。
我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除了拍攝紀錄片之外，我所工作的「全景傳播基金會」，花了很多力氣幫助想要學習拍攝紀錄片的民眾，拿起輕便的半專業攝影機，拍攝他們身邊關心的事物。我們從1998年起，不定時到蘭嶼去為一群蘭嶼達悟族朋友上課，或他們存錢來台灣參加我們的紀錄片研習。雖然沒錢沒攝影機，他們倒也互助地在生活裡拍攝了一些影像。隔年，他們決定要在島上的飛魚季節，巡迴幾個部落，在星光下海浪聲中，架起大型布幕，自己選映紀錄片給部落的人看。他們給這個活動取了一個名字，叫做「部落電影院」。
所以，1999年五月，我去蘭嶼觀察「部落電影院」的巡迴狀況。當飛機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緩緩下降，看見大藍裡的綠色蘭嶼—人之島，主辦活動的好友阿貿在跑道盡頭向我揮手，爬出小飛機，熾烈的陽光夾海風向我襲來，當時的我，就像是來參加世界上最有趣的紀錄片影展那樣的興奮。
阿貿開著借來的破車，沿著環島公路，帶我在日曬裡奔走，為晚上的放映準備著。他是蘭嶼氣象站公務員，觀測氣象之外，也用攝影機觀測他在蘭嶼的友人的生活。全景之所以有緣走進蘭嶼，一些當地朋友之所以喜歡紀錄片，全因為他的緣故。此時阿貿正口沫橫飛的告訴我，昨天紅頭村的夜晚，夏曼．藍波安（達悟族作家）和希瑪悟用（作家的好友，觀光導遊） 放映《北方的南努克》。而前天夜裡，椰油村的潛水教練桂清，放映自己拍攝的《海底捉飛魚紀實》，女人們吃了一輩子飛魚，第一次看到男人在海水裡捕捉飛魚的壯觀景象，看完向男人說：「真的是這樣，你們辛苦了啊」。
「我願意做一個電影放映人，找尋島上的影像，巡迴在部落與部落之間。」阿貿手握方向盤，小心閃避路上的羊。「每天晚上放映結束，我都這樣一個人，孤獨的迎著星光，後面載著放映設備，路很長很暗，我會一直想著今天晚上部落的人看影片的笑容，他們看了影片後討論的那些問題，就這樣一路想著，一直回到氣象站。」
部落電影院已經走了三個點，所有工作都由當地人負責，不管是翻譯、主持、宣傳，或 早期的選片，投入了很多人力，《北方南努克》放映的時候，年輕人甚至將英文翻譯謄寫出來， 現場用擴音機加上達悟語的配音，老人小孩都笑聲連連，我打心底佩服。而我抵達的這天，在朗島放映的是一部泰雅族紀錄片《石壁部落的衣服》。同時，還邀請該片的作者，帶著片中善於織布的老奶奶，遠道從台中縣泰雅族山區，來到蘭嶼交流。
那天晚上，因為中暑而疲憊的我，把投影機和布幕收拾到破車子裡，晃蕩在無人的環島公路上回野銀，月明星稀，頭痛異常，我感受到阿貿說的那種電影放映人的幸福感。
＊ ＊ ＊
「日據時代，日本人刻意封鎖蘭嶼，將這裡做為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基地。相機 在這個時候，才跟隨著這些研究人員，進入這片土地。相機被賦與了研究者的研究工具這樣 的角色，人與生活被精確計算與測量。國民政府接收以後，繼續延用日人封鎖島嶼的方式來管理她，一直到民國56年，才全面撤除山地管制。大量的觀光客與傳播公司在此時蜂擁而至。那些跟台灣不同的奇風異俗，被裝進暗箱與磁帶，便悄悄的離開了這個島。當再見到這些影像時，卻是在三台的電視節目上，以一種這片土地無法認同的方式播放著。」
這是阿貿曾經寫的一段文字，由於體認到達悟人對影像的經驗很不好，96年，他在全景 學習紀錄片之後回到島上，他在生活裡學習潛水抓魚，學種芋頭、種西瓜，學造工作屋，但拍片就是很慢很慢，幾年才有一部。陸陸續續，島上友人對他的攝影機發生興趣，這些朋友說：「不如你教我們吧，最近我的家裡開始蓋房子了，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要拍啊。」
阿貿想，教他們拍片我沒有能力，這樣吧，我想辦法把我的老師們請到島上。於是在蘭恩文教基金會的協助下，阿貿從國立藝術教育館找到飛機票錢，全景工作人員開始半義務的來到蘭嶼教學。我們上課就在海邊的教室，雖然事先規劃過細節，但後果永遠難以預料。在阿貿和大家的努力下，這個像是變形蟲的紀錄片班，用達悟的節奏爬行三年。有時候我們到處追學生，有時候學生追我們。
「如果由於歷史發展的因素，紀錄影像在蘭嶼，被賦予了外來的、侵略的、剝削的角色。那麼，當我們尋找屬於自己的部落影像時，我們要提出一個什麼樣的，屬於部落的，不同於 以往的影像經驗呢？當部落的年輕人拿起攝影機，我們將如何用它來與外界溝通，傳達我們的想法？」
當桂清秀出了海底捕飛魚紀實；希瑪悟用拍攝伯父處理鬼頭刀的細節；小貞把攝影機交給孩子作生態觀察作業；而淑蘭的影像，把我們的視野，拉昇到了一個先前無法想像的境界。
淑蘭是東清部落的年輕人，一個衛生所護士，她的業務是老人居家護理計畫，對象是慢性病與重症患者，因為這些人無法走到衛生所，就需要有護理人員去家裡探訪，照顧他們。這種西方醫療的觀念，和蘭嶼的傳統醫療或生死觀有很大的衝突。在蘭嶼，人死掉會成為惡靈，惡靈將帶來厄運。所以，人生重病或快死去，依照傳統，家人是不應就近照顧的。因此 重症或失去行為能力的老人家，在老去之時，常蜷縮在家屋幽暗一角，獨自面對無助狼狽的生活，家人縱使難過，卻因為那是很大的忌諱而不能去碰觸。淑蘭的工作，卻是每天直接碰撞這種衝突。
有一天，一個老人家拉肚子拉了好幾天，全身很髒，淑蘭想要把他帶到衛生所治療。他們必須去借一件棉被把老人包起來，才能帶到衛生所，但是找遍了附近的人家，沒有人願意借給他們棉被，「萬一老人死掉了怎麼辦？會有很不好的事情跟著到來」。淑蘭找那條棉被找得掉下了眼淚。那時候，她開始構想著透過教會組織婦女，成立居家照護義工隊，問題是，淑蘭一直在想，我要透過什麼辦法，讓部落的人知道老人遭遇的狀況有多麼惡劣？
淑蘭想到了阿貿曾經放給她看的紀錄片，或許「影像」這種東西會有用，就這樣她來到紀錄片班。她的初始動機是醫療上的，不是創作的。當她開始學習紀錄片，比較是視為工具：一群婦女家訪，幫老人洗澡，淑蘭在一旁拍攝；有時候淑蘭示範護理動作，就換婦女拍攝；本來靜候凋零的老人，開始願意走路，淑蘭就拍攝他撐著拐杖，慢慢學著走到教會，和人們說話的過程；由於醫療資源的缺乏，紀錄片有時候變成蘭嶼衛生所的簡報，爭取經費，買永遠不足夠的敷料、藥品、氧氣瓶；淑蘭在現場，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向部落的人說明，為什麼我們要來拍攝這樣一部片？為什麼我們要組織村民工作，慢慢的，村裡的人也覺得應該幫助她，而不得不去和傳統的禁忌對話。
1999年飛魚季部落電影院，淑蘭把她拍攝的毛帶，放給部落的人看。如果她只是需要影像作為宣導工具，似乎，這樣已經足夠了。但是故事並沒有停下來，此後，淑蘭不斷在課堂上提出困惑和求知的慾望，不僅為醫療，她想要「講出這個故事」，想要透過這些影像，表達她的觀察和困惑。那麼，她就必須要學剪接，學影像語言，挑戰接踵而至，更重要的，她需要夥伴和她辯論文化變遷的觀點。於是我們的紀錄片班，就在這年夏天，向基礎拍攝技術揮別，雖然仍然克難無秩序，但是後來的課程，開始走向剪接和創作的討論。
如今，桂清仍然為了養家辛苦著，片子還是海底捕飛魚；希瑪悟用拍完伯父捕鬼頭刀，快樂的過著潛水捉魚的生活；小馬拍攝了一支關於自己的作業，阿貿拍攝了《下午飯的菜》後，又拍攝夏本阿那恩造工作屋四年，工作屋已落成，片子還在磨……。
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的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淑蘭和阿貿合作的《面對惡靈》，榮獲邀請展出。當然淑蘭不是請大家看毛帶，而是一個獨立的作品，向台灣和外國的觀眾，說出她心中的故事。而我負責寫出「為什麼會有一個護士拍了一部這樣的片子」的過程。短短篇章，無法暢言其中摸索，倒是希望這篇文章，可以幫助觀眾在看到《面對惡靈》這樣的蘭嶼影像時，增添討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