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亞那──佛萊赫堤、好萊塢與沙摩亞人之間的愛恨
王亞維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台企劃部經理
一九二三年六月羅伯．佛萊赫堤（Robert Flaherty）的鉅作《北方的南奴克》（Nanook of the North）在紐約市首都戲院上映後，不論在口碑及票房上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接著在全美以及全世界的票房紀錄上都大有斬獲，這使得沒沒無聞的佛萊赫堤一舉成為電影界炙手可熱的彗星。九個月後，派拉蒙電影公司向佛萊赫堤提出一項嶄新的拍片計劃，他們希望他拍出另一部像「南奴克」一樣的探險式電影，而且地點由佛氏自己選擇。被好萊塢大片廠相中代表著專業地位與票房魅力的肯定，況且製片條件如此優厚，佛氏幾乎無法拒絕，問題只剩下應該挑選哪個地點。
機會來的如此突然，對於前去哪裡拍片佛萊赫堤心中並沒有計劃，他只覺得應該像南奴克生活的地方一樣，是個原住民的居住地，有著自己豐富的文化，但是這個文化也備受外來文化威脅。在與朋友們討論後，佛氏選擇太平洋上的沙摩亞群島，更令佛氏興奮的是，此行他將與全家人同行，並且有機會實驗攝影器材公司老闆提供給他的新型攝影機、深焦鏡頭以及全新的軟片。
一九二三年五月，羅伯．佛萊赫堤（Robert Flaherty）帶著他的太太法蘭西斯、三個小孩、他的弟弟大衛及孩子們的保母到達了沙摩亞群島上的沙方村（Safune）。在他們面前的一個近乎天堂的島嶼，氣候溫和且自然食物豐富，如果在極地的南奴克民族常餓到必須茹毛飲血的生吃剛捕獵來的食物，天天處於死亡的邊緣，而沙摩亞人不需要為生存而奮鬥，即使採集食物也伴隨著嬉戲。佛萊赫堤立即明白他的挑戰，在前一部片子裡，自然環境的條件如此嚴酷，為生存而奮鬥的主題只要加以紀錄，垂手可得；此處不同，天堂之中並無動人故事，另一項更為根本的挑戰是《北方的南奴克》題材奠基於佛氏將近二十年探險的經歷，加上它對愛斯基摩人廣博的知識以及與他們共同生活數年的情感，如今面對這些太平洋上的南島民族，他對他們的所知十分有限，加上商業片廠的壓力下，原本的需要的創作過程被壓縮了，在一年至兩年內就必須將片子拍攝完成，同時還必須兼顧票房上的熱度。
經過數個月的生活之後，佛萊赫堤提出了一個他心裡所想的浪漫故事，他計劃重建一段已經逝去的沙摩亞人傳統生活的歲月，本片的副標”A Romance of tbe golden age”即暗示了他的企圖。不過在英國殖民政府及基督教傳教士的影響下，沙摩亞人的傳統生活儀式及衣著已經顯著地改變，而許多文化已經不復存在，佛萊赫堤得「做」出一個新的社會與虛構的故事。
佛氏在當地的各個村落招募的六個願意演出傳統生活的人，並且把他們安排成同一家庭的人。一個將成年的男子莫亞那（Moana–沙摩亞語「海洋」之意）是這個故事的中心人物，環繞在他身邊的包括他的哥哥Leupenga；他的弟弟P’ea，他的媽媽Tu’angaita，的未婚妻Fa’angase，以及紋身老者Tufunga。故事環繞著兩個母題：一群樂天知命的人民以及自然資源豐沛的環境，而故事的中心則是少年莫亞那的成年紋身儀式。因此故事一開始的各項準備即是為了紋身儀式而做，影片的前幾場集中記錄了莫亞那的家人如何採集芋頭、香蕉、桑樹樹皮、捕捉山豬、採集椰子、捕魚等奇技，接著幾場敘述了傳統織布及烹煮食物的種種異國情調與趣味，末兩場記錄了莫亞那與未婚妻打情罵俏與彼此的舞蹈，最後的高潮則結束於莫亞那的成人紋身儀式。
紋身文化在莫亞那已經不存在，因此佛萊赫堤得付出一大筆錢給莫亞那，儘管如此，這一幕耗時六週才拍成，因為紋身過程太痛苦，年輕人無法做出勇敢的表情，拍片只有斷歇進行。
佛萊赫堤的拍片方式當然十分可議，因為在呈現這個虛構的浪漫故事的背後，沙摩亞人其實正處在嚴重社會矛盾中，當時英國殖民政府與基督教傳教士正對他們傳統生活與文化做出種種壓制，除了不准他們穿著傳統的圍裙（sarong），也嘗試改變他們的傳統髮型，原本巫師所進行的儀式當然不被鼓勵，泛靈信仰被唯一的外來神祇耶穌所取代。佛萊赫堤在島上居住了數月之久，仍堅持他的原始拍攝計劃，他對當時社會問題視而不見，仍然強行拍攝一些已經全然消失的生活習慣，雖然他付費給參與拍攝的村民，但是這個舉動也廣泛改變沙摩亞人當時既成的生活，以便配合佛氏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故事。
紀錄片史家李察．巴森（Richard M. Marsam）便批評佛氏「這種方式看起來無傷大雅，但它卻暗示了更深層對社會的、心理學的及經濟現實上的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而另一個紀錄片研究者威廉．莫菲（William T. Marphy）也指出「佛萊赫堤並不明白一個外表看似簡單的原始社會，其複雜性與儀式性和今天任何顯現代文明的需求與焦慮在程度上是一樣的」。以現在眼光來看，與好萊塢大電影公司合作的佛萊赫堤採用此種方式拍片是一個無可如何的結局，在時間與票房的壓力下，他只能依循自己熟悉的浪漫主義思維，創造一個虛構的主角，藉著主要腳色的受苦，以便昇華出超越性的感受，對所有人類的處境多一分同情與理解。不過他選擇忽視沙摩亞人之間的真正互動、簡化他們與自身文化及生態學上的複雜關係，嘗試改變現實以配合他的故事，排斥科學的觀察及實證，並且著迷於自己的直覺以及邊拍邊改的即興創作，這些都使得他處心積慮所建構出來的原始而高貴的沙摩亞傳奇生活，一經真正的社會現實質疑後，其價值便大打折扣。
不過做為一個紀錄片的先驅者，我們寧可相信佛萊赫堤的視野是受到他所處時代的侷限。因為另一位紀錄片的導師約翰．葛里森（John Grierson）是看過莫亞那之後，才正式將Documentary這個英文字引用來稱呼這個片型，而其美學、倫理及理論也才伴隨著逐漸展開。兩年後，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t Mead）研究沙摩亞人的專著”Coming of Age in Samoa”問世，在佛萊赫堤的基礎上，民族學誌影像學所牽涉到的意涵、學理、美學與紀律也才開始有較精緻的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