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Once Was An Island: Te Henua E Nnoho” 消失之島影評
林浩立
2005年秋天，已從紐西蘭奧克蘭大學藝術學院畢業一年的年輕紀錄片導演Briar March正在尋找下一個紀錄片主題的材料。她以紐西蘭知名女藝術家與女權運動代表人物Allie Eagle為對話對象的第一部作品“Allie Eagle and Me”（2004）已經在紐西蘭當地獲得了非常好的評價，但現在她想嘗試一個能引起更廣大共鳴的主題。她想要拍一部關於全球氣候變遷的紀錄片。
正當她在搜索資料時，奧克蘭大學的校友雜誌Ingenio上的一篇文章吸引了她的目光。那是一篇與該校太平洋研究中心教授Richard Moyle的訪問。Moyle是一位人類學家，更精確地說他是一位民族音樂學家，他在太平洋各個島嶼已經做了40多年的研究，採集島民的歌謠、吟唱與舞蹈，其錄音機和筆記本曾到訪的地點包括Samoa、Tonga、Cook Islands、Niue和澳洲原住民部落。在該篇訪問中，Moyle聊到他最近的研究：一個名喚Takū的環礁群島。這是一個人口不到600人的Polynesian島嶼社會（雖然地處西太平洋Melanesia地區），最大的珊瑚礁島面積不超過0.65平方公里，島上最高處僅高於高潮線1公尺，而離他們最近的大陸是200公里外的Bougainville。雖然如此微小，但在太平洋社會經歷西方殖民、現代化發展、改信基督教的今天，Takū毅然抵抗變遷的浪潮，從60年代開始禁止傳教士進入，成為太平洋中少數（甚至可以說唯一）能公開進行Polynesian傳統宗教儀式的地方。在日常生活的各種場合中，他們以樣式豐富的歌唱和舞蹈表現他們的信仰（Moyle說他每週可以錄到20到30小時的歌唱，多到他後來乾脆放棄錄音，下去跟著一起唱）。雖然離島求學或工作的年輕人不斷地把新的資訊、新的信仰帶回來，舊的知識與技藝也不斷面臨傳承的危機，但Takū仍努力維繫他們的傳統價值。然而現在，微小的Takū面臨到一個他們很難憑藉傳統來抵抗的狀況：海平面上升。除了放置獨木舟的海灘後移，島上芋頭田因海水注入而鹹化等問題外，他們開始懷疑，他們已經居住了2000多年的家園，作為無數歌謠和神話的基礎的土地，是不是會從此消失。
March的第二部作品“There Once Was An Island: Te Henua E Nnoho”（2010）便是以Takū島民以及海平面上升為主題的紀錄片。雖然是以全球氣候變遷為出發點，但她並沒有以大環境強加諸在小地方上的災害為敘事主軸，反而是很巧妙地以當地三個鮮明的角色來探索這個沈重的主題。第一個是Satty，一個30歲的丈夫和五個小孩的父親，他的興趣是捕魚。每當他在家裡受不了吵鬧時，儘管已經儲藏了足夠的食物，他還是會乘上他的獨木舟出海捕魚，享受片刻的安寧。第二個是Endar，一位48歲的女性，父親是島上五大家族中Hare Nāoro的長老（Te Matua）。她是島上少數受過教育的女性，居住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首都Port Morseby，但是因為父親生病無法行動而回來照顧他。最後一個是Telo，六個孩子的爸，自稱是一個重視傳統的傳承的人，時常親自教導島上的小孩傳統舞蹈和生態知識。會選這三個人的原因，大概是他們都會講流利的英語，而他們也對海平面上升的問題有自己的看法和體悟。同時彷彿一個微型民族誌一般，在March細膩的鏡頭中Takū的信仰與實踐也在他們的言行中攤展開來，讓觀眾更能夠對Takū的文化、環境、和面臨的變動有清楚的認識。例如Telo想要為他們家族的一個成員所舉辦的Na Tāora（初生孩子首次離島探索歸來的儀式）而去芋頭田中拔芋頭，但因海水灌入他的田地讓他的芋頭鹹化死亡，使他必須向別人借芋頭。在影片中看到的芋頭便是所謂的巨型沼澤芋頭（Cyrtosperma chamissonis，當地話為kanokano）。這種芋頭在太平洋的珊瑚礁島上的沼澤區中特別常見，因為它需要充足的水源和庇蔭，但它的水源主要來自珊瑚礁島中浮在地下鹹水層之上的淡水面，因此很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響。Telo提到這種芋頭需要15年的時間才能拔出，其實快的話二至三年它們就成熟可以食用了，但是大部分的太平洋島民會選擇讓它在地下待到十年以上長得更巨大時才拔出，因為它們主要是作為儀式獻禮之用，體積越大越能提升名譽聲望。想當然，如果水源鹹化的話，這些泡在水裡十年以上的芋頭受到的傷害是最大的。另外方面，我們也可以藉此看到島嶼社會中成員互相照顧的精神。雖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是在一個重要的儀式中每一個家族成員都會努力貢獻支援。而當自己的資源有限時，總是能向親友請求援助。如同Moyle曾說的，雖然Takū是一個擁有酋長制度的階序社會，但他們還是非常重視平等和資源共享。對他們來說Takū是一條汪洋中的獨木舟，一定需要另外一個外浮桿支撐才能平穩航行。
然而面臨海平面上升這樣嚴重的問題，僅靠島民自己的互助網路是不夠的。影片在討論到島上面臨的幾個生態危機後，緊接著就帶到Takū所隸屬的Bougainville自治政府如何計畫將他們遷移到北部的Buka地區。但Bougainville其實才剛從1980末期到90年代中脫離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內戰中復原，政府部門運作能力有限。而由於戰亂的關係，土地的問題也變得十分敏感。政府的計畫是逐步地將Takū島民遷徙到Buka內陸的可可田上，使他們能定居其上，並且從事現金生計活動，但這明顯地與他們原本海島捕魚的生活有很大的差異。
除此之外，Takū豐富的環境知識、地名、神話和歌謠也將失去其來源。為了是否要遷移，島民產生了意見分歧的討論，而March也捕捉到這個我認為是全片最精彩的地方。許多人當然不想離開他們從小生長的島嶼，但有些人是因為改信了基督教，認為上帝瞭解這個狀況，會保護他們。同樣信仰上帝的Endar卻表示，她受到上帝的感召曾在夢境中看到島嶼被淹沒的未來，她認為上帝是不會保護依然在信奉魔鬼（也就是Polynesian傳統信仰）的地方，她有責任要警告大家，帶領大家離開。事實上，Endar也是最積極在與Bougainville官方接觸，討論安排遷移的人。也有人對基督教不以為然，Telo在影片中就表示「我們的生活是祖靈在照顧的，干上帝什麼事？祂在哪裡？祂有辦公室嗎？」，當然，還有更多人認為應該找科學家來做鑑定，了解背後的原因為何，是否有解決的辦法。這些不同的聲音、不同的信仰背景，使觀眾能看到Takū所面臨的不只是島嶼的消失，更是傳統的消失的危機。
2008年十一月，在離2007年初第一次拍攝將近兩年後，March真的帶了兩位科學家回來了。一位是地貌學家Scott Smithers，另外一位是海洋學家John Hunter。但科學的解釋真的是最後的仲裁嗎？事實上，科學界本身對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全球氣候暖化是不是主兇，甚至是否有在上升也沒有一致的看法。業餘科學家Willis Eschenbach曾在Energy & Environment期刊上發表過 “Tuvalu not experiencing sea level rise”（2004）這篇文章，其他科學家根據衛星圖像和海平面觀測儀器的資料也指出太平洋一些島嶼其實海平面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有下降的趨勢。海岸生態學家Arthur Webb表示，與其說是海平面上升，不如說是島嶼海岸生態保持失當，造成海灘流失，海水因而湧入島嶼內陸。而即使Moyle在描述Takū海平面上升的狀況時，也是以「地殼變動」為原因來解釋。曾與上面提到的Eschenbach在Energy & Environment期刊上筆戰的Hunter受邀來到Takū後，在島上的集會上便開宗明義地表示海水上升是其他國家大量燃燒化石燃料造成氣候暖化的結果，但在影片中March有意無意地帶到坐在下面的島民茫然的眼神。科學的解釋對他們而言似乎與崇高的上帝、祖靈的旨意一樣模稜兩可。但科學家一些立即的觀察還是十分受用。Smithers在觀察島民不斷用礁石建造的擋水牆後認為其實這些牆壁反而加速造成了沙灘流失，因為挾帶著海砂的海浪打上岸時，其實能夠堆積砂子，擴展海灘，但如果擋水牆存在的話，海浪打在牆上彈回去，反而使海砂不容易沈積，造成島嶼面積越來越小。影片的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十二月西北季風（當地話Te laki）所帶來的巨浪（king tide）打上島嶼內陸，入侵到家屋中、學校操場上的慘況。不管科學、宗教、信仰對海平面上升的解釋為何，Takū島民眼前泡了水的家園、短缺的食物、受到政府漠視的狀況，對他們來說是最真實深刻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Takū西方離Bougainville只有86公里遠的Carteret群島也同樣面臨了海平面上升的威脅。美國紀錄片導演Jennifer Redfearn所拍攝的短片“Sun Come Up”（2010）便是以他們為主題，並獲得2011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提名。他們在媒體中有「世界上第一批環境災民」的稱號，因為在2007年開始，Bougainville自治政府即開始計畫1700多名島民的遷移，至目前為止有幾個先驅家庭已經在Buka開始建立聚落。然而Carteret島民能夠率先遷移的原因除了媒體上的曝光度外，我相信與和他們說同樣的Halia語言的族人早已在Buka長久居住，人口多達一萬以上十分相關。相形之下，Takū顯得更微小孤單。
到頭來我們可以看到，海平面上升並非一個單純的生態問題，也不能簡單地以科學來解釋（特別是科學內部都沒有定見時）。Takū有Briar March這樣願意排除萬難拍攝他們的導演當然十分可貴，但太平洋甚至其他海洋中又有多少僅以科學統計數字存在，受到政府媒體忽略，但又不斷深刻體驗到家園泡水的島嶼社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