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之旅》呈現一群富裕、中產階級歐美觀光客與紐幾內亞聚落村民的互看，這互看不僅是視覺上的眼光交流，更是兩種文化的相互凝視。在當地原住民與這群歐洲白人觀光客當中，不知道誰才算是 「文化奇觀」？本片揭露當「文明人」與「原始人」相遇時，兩者呈現出令人訝異的差異與相似之處。
導演丹尼斯．歐魯克巧妙地利用聲音的不協調暗示兩種文化第一次接觸時的摩擦：影片最初呈現莫札特優雅的古典音樂，緩緩趨近南太平洋上紐幾內亞平靜的山丘與海岸線，但優美的音樂旋及為短波收音機傳來的破碎新聞播報和搖滾樂取代。喧嘩刺耳的新聞播報聲上了岸，與翠綠棕櫚樹中的唧唧蟲聲蛙鳴匯聚。觀眾接著看到一名黑人原住民小孩向外張望，數個鏡頭之後出現的第一個明顯人像，便是正用照相機凝視原住民生活的歐洲白人。
影片從此交錯呈現當地原住民的觀點與歐美遊客的觀點。在兩造各自的陳述和影片的探索中，導演逐漸轉變對文明的定義：當看似進步的現代文明與人性中原初的面向相遇，西方文明裡被估認為重要的價值觀，在這文化的磨蹭中暴露出平庸與虛偽的本質。
本紀錄片揭發二次大戰後美國政府為發展核子武器，漠視人權，導致太平洋島嶼居民集體重病、死亡，終至被迫遷徙求生的殘酷事實。
美軍在廣島、長崎見識過原子彈的威力之後，便開始尋找一個適合測試核子武器的場地。他們選擇了位於太平洋中央的馬紹爾群島，不但因為此群島離美國本土距離遙遠，而且這片由礁岩組成的群島，新近剛由聯合國從日本手中接收交給美國政府託管，島上的居民純樸，而且並不具政治勢力。
在這些核武測試過程中，尤其以「喝采（BRAVO）計劃」最為人詬病，顯示出美國政府粗糙的執行手段以及漠視人權的行為。而本片的測試證據，更揭露美國政府在這個計劃中駭人聽聞的陰謀。
影片中核武受難者以平靜的語調控訴著美國政府的暴行，悲慘的生命故事在沉穩的鏡頭裡產生令人不寒而慄的恐怖效果。影片審判美國政府在此計畫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喝采計劃」對馬紹爾群島居民造成持續數世紀無可彌補的傷害。
康圖村，一個位於太平洋上巴布亞紐幾內亞群島的沿海村莊，村裡的男人奉行著幾世紀以來祖先世代相傳的絕技：徒手捕殺鯊魚。康圖村的族人們相信每一條鯊魚都帶有祖先的神靈，而徒手捕殺鯊魚正是他們用來和祖先溝通的特殊方式。然而，這個世間絕無僅有的絕技卻面臨了逐漸失傳的危機。隨著西方殖民國的大舉入侵，西方的語言、宗教、經濟、文化正強烈衝擊著脆弱的康圖村傳統習俗。當地的母語被強勢的英文所取代，自給自足的農漁業經濟模式被以剝削為本質的資本主義所毀滅，康圖人正面臨著二十世紀最嚴苛的攸關種族存亡絕續的考驗。
澳洲紀錄片工作者丹尼斯‧歐魯克，花了共六個月的時間在康圖村與當地族人共同生活，拍攝到族人乘著獨木舟出海徒手捕鯊的珍貴畫面。丹尼斯‧歐魯克以冷靜、犀利的角度，深刻的捕捉了康圖人真實動人的生活形貌，並細膩的刻畫出傳統文化對照現代文明的荒謬與悲情。
影片呈現一系列巴里島與紐幾內亞島同年齡兒童的親子關係和手足之間互動的一些場景。其中包括母親將注意力放在其他嬰兒時親生孩子的反應，還有透過玩偶所產生的反應。
在巴里人的親子互動中，母親在她的小孩起爭執時，會採取一種近於戲劇性的方式進行調停，她以將注意力放在其他兒童的方式，讓自己的小孩產生嫉妒而安靜下來；在新幾內亞的Iatmul族，做母親的在同樣的情況下，會留心自己小孩的反應，並儘量不讓小孩產生妒嫉的情緒。影片試圖從影像資料所提供的線索，去比較巴里島人與新幾內亞Iatmul族人的親子的關係，以及因不同的親子關係型態而塑造出的不一樣的（文化）性格。
影片從才幾個月大活潑好玩的小卡巴開始，呈現一系列巴里島兒童的生活場景：卡巴與父母、伯叔、嬸嬸阿姨的關係，以及巴里人的兒童養育方式。當卡巴稍微大一點時，從影片中可以看到卡巴常因母親沒有適時回應他的要求而表現出氣餒。卡巴漸漸從這樣的對待方式中養成一種人格特質。影片主要在傳達巴里島人性格是如何在親子互動關係中型塑而成。
對於上面這樣的描述，觀眾並不完全由鏡頭裡卡巴與他的母親的互動得知，而是從攝製本片的人類學者瑪格麗特‧米德深植人心的旁白解說中得到這樣的訊息。瑪格麗特‧米德的旁白似乎暗示著她與貝特森對於性格與文化相關聯的理論假設在這部影片中得到了印證。
本影片將巴里島以巫師與龍為主題的巴龍（Barong） 儀式性舞劇濃縮在一部影片中表現。
巴龍舞劇的內容是講述巫師與龍之間一場永遠沒有完結的爭鬥，關係著「生與死」的交涉與拉扯。影片追隨神靈附身的舞者的情境呈現：在著魔般的狂怒狀況中出現舞者自殘以及在地上扭曲打滾以表達內心的痛苦的景象；進而從這個苦惱狂亂狀態，轉至一種引退的情境，終至回復到一種常態。
影片以巴里島音樂作為背景，配上攝製本片的人類學者瑪格麗特‧米德的旁白與字幕的解說，導引觀眾去意識儀式展演的內容與巴里島人的一種心理與精神狀態之間的關聯性。
二十世紀早期，英美國度並沒有作為名詞意義的「documentary」（紀錄片）的用法。不過，當約翰葛里森（John Grierson）於1926在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上面，寫了一篇關於羅伯‧佛萊赫堤的第二部影片《少年莫亞那》（1926）的評論，他便用「documentary」一詞形容佛萊赫堤的這部影片。此後，在英語世界一種被稱作「documentary」（紀錄片）的新影片類型便宣告產生。
由於《北方南努克》一片的票房空前成功，派拉蒙公司特別提供資金，讓羅伯‧佛萊赫堤到任何他想去的地點，拍攝他的第二部影片。這次，佛萊赫堤選擇去大洋洲的沙摩亞島拍攝。1923年佛萊赫堤啟程前往沙摩亞島，並於數周之後住進在Savai’i的Safune村落，進行影片攝製。《少年莫亞那》一片便在如此機緣下產生。
1926年出品的《少年莫亞那》，以當地人的日常活動（煮食、漁獵與採集等）為重點，並以年輕莫亞那的成年禮儀式為影片主軸，企圖紀錄沙摩亞島住民的傳統生活與習俗。事實上，本片不只紀錄沙摩亞島民的日常生活，也呈現劇情化的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