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佩宜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台灣民族誌影展每一屆都在主題影片之外，挑選近兩三年精彩的民族誌影片，組成「新視界」單元。這個單元的影片橫跨世界的不同區域，每部各有不同的關懷主題，反映了當代世界的多元面貌與新的挑戰。今年的九部國外參展片也各自有其透過影像，來切入社會文化肌理的手法，透過這些影片讓我們窺看新的視界。
國家陰影下的傳統生機
本屆的新視界影片中有六部以亞洲為拍攝地點，其中三部發生在中國，也都討論了一項重要的議題：少數民族的傳統面對國家或當權政府高壓控制，個人、族群和他們的文化如何自處，傳統如何在險峻中尋求生機。
畢摩是彝族的傳統智者，精通經書與儀式，擔任祭司的角色，中介了人的世界與超自然的領域。在當代四川，畢摩常被視為文化與知識的守護者，然而他們也面對了新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挑戰。《畢摩記》（The Bimo Records）透過記錄三位畢摩，呈現依舊存續的彝族傳統智慧與文化的精神，同時也觸及國家力量的進入，對彝族以及畢摩文化的衝擊。導演透過塗染水墨色調的鏡頭呈現壯麗的大涼山風景與「古老」的彝族，也以影像的手法來隱喻不同畢摩的世界。我們多半只能從遠鏡頭、昏暗的光線甚至背影的角度，來看那位主持招魂治病等儀式的畢摩，窺視神秘的世界。拉近距離，我們看到有黑法術能力的畢摩，他的臉在如柵的木條半遮掩下，講述著被國家禁止施法的束縛。鏡頭最直接攤開的，是兼任村黨部幹部的畢摩，介入世俗事務使其權力橫跨兩界，但最後也得臣服在國家與共產黨的命令之下。在《畢摩記》呈現的是古色調下的彝族與畢摩，中國導演楊蕊在片中輕輕掀起一角，看到他們面臨的困難與傷口。
若說《畢摩記》舉重若輕，《走繩索的人》（On a Tight Rope）則更直接描繪同樣面臨國家機器的壓力，中國少數民族如何處在政治干預與傳統宗教之間，如同走在沒有安全網的鋼索上。維吾爾人導演Peter Lom選擇孤兒院的孩子作為拍攝對象，他們失去血緣上的父母，但國家試圖透過教育以及教條宣導，告訴兒童「黨（中國共產黨）是我們的父母」，人人須為維護國家（中國）團結與進步而努力。在這裡有「十八禁」，禁的是傳統宗教信仰，未滿十八歲者不能學習宗教，也不能穿著宗教服飾。國家要孩子們信仰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奉毛澤東和馬克斯為領袖，反分裂主義。但對兒童而言，這些口號不知所以，從他們不經意的談話中，仍舊看到維吾爾人伊斯蘭教的信仰元素。維吾爾的一項傳統是走高空繩索，本片透過四個孩子學習/不學習走繩索的故事，來看這些失翼之鳥如何在傳統、宗教與國家教條間尋找自己的路。
談到中國的壓迫，最為人知的例子就是西藏，然而西藏的喇嘛並非只有一種聲音。《怒僧》（Angry Monk）追尋一位傳奇且備受爭議的喇嘛Gundun Choephel（更敦群培）的人生旅程，橫跨青海、西藏與印度，從二十世紀初的誕生地，到中國共產黨進入、1951年他驟逝，以及今日除了寺廟外還有舞廳的拉薩。本片運用歷史影像以及當代公路電影手法，訪談更敦群培的旅伴、歷史學者甚至舉發他入獄者，探看這位喇嘛傳奇的一生，也思考西藏如何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掙扎。更敦群培透過發掘西藏的歷史，看到宗教政治之惡；他不拘泥於傳統陳規，甚至不禁酒色；他希望以更開放的態度改革，讓藏人與當代社會接軌、與更廣闊的世界連結。但這樣的主張在當時不見容於西藏政府，也因對保守派的批判而被入罪囚禁。極端的傳統主義與外來政權的高壓一樣猛於虎，更敦群培在過世前不久看到中國軍隊的進入，西藏的歷史劇烈的翻轉了。
不同族群與宗教的交會：共存、交融，或暴力？
南亞匯聚了不同的族群與宗教，除了人數最龐大的印度教與伊斯蘭，還有猶太教與基督教，和其他較小的教派。他們彼此的關係有多種組合，有宗教元素的採借交融，有的相對但共存，但有時強烈敵對而進入難解的血仇循環。
在巴基斯坦、印度與阿富汗的伊斯蘭的一支教派崇信唯有對聖者的愛與信仰，透過聖靈充滿的狂喜出神狀態，才得見至愛的Sufi Saint。《極樂之境》（The Ecstatic）一片記錄了盛大的祭典儀式，超過百萬信徒湧入巴基斯坦南邊的Sehwan Sharif神殿，他們的宗教狂熱以各種神入時身體的擺動來表現，包括抖動、拍打身體、刀刺流血，以及各式的轉圈──全身旋轉舞動、甩頭的繞圈、甚至繞著圓形斜坡軌道快速行進的摩托車與汽車，和踩踏的摩天輪。在南亞的文化交會下，這些伊斯蘭教徒的神入狀態帶有印度教的元素，透過全然奉獻身體和自我意識，是否能得到他們意欲追尋的？
在伊斯蘭國度阿富汗，猶太人漸次離開，喀布爾的一處猶太集院和集會堂（synagogue）只剩兩名猶太人，他們如何在伊斯蘭的環境中生存？沒想到相同的宗教，卻沒讓他們一致對外自成一「黨」（cabal），反而分別獨居，兩個冤家吵個不停。樓上的Zabulon有僕人、電視和冰箱，餐餐有酒有肉有水果；樓下的Isaac垂垂老矣，居處簡陋，靠賣給伊斯蘭教徒護身符和治病之術為生。《喀布爾最後的猶太人》（Cabal in Kabul）一片導演與兩人多年熟識，跟隨兩人逛進喀布爾的巷街與市集，聽Isaac指揮拍這個拍那裡，夾在中間聽他們拌嘴，相互指控對方是抓耙子。Zabulon很在意Isaac是否曾背叛猶太教，Isaac認為伊斯蘭人把他們都當成「不信神者」（unbeliever），但他的伊斯蘭客戶卻很愛找這位猶太人治病拿護身符。在這方角落，宗教之間以不平行的方式共存著。
然而不同宗教和民族間有時難以共存，衝突如炸彈般讓人傷痕累累。有一天，Dharsika的母親發現年僅12歲的女兒，在父親死於戰火不久後不告而別。再次見面已過了好多年，Dharsika加入了斯里蘭卡Tamil人（印度教為主）的游擊隊Black Tiger，與以Sinhalese佛教徒為主的斯里蘭卡政府對抗，甚至自願受訓，可能執行自殺炸彈的任務。在軍營的會面時間很短，之後再度失去音信，悲傷的母親只能向上帝耶和華禱告。為什麼越來越多自殺炸彈客是女性？她們的動機與心情是什麼？她們與伙伴如何建立深厚的女性情誼？她們的母親又如何面對這樣血淋淋的傷痛？挪威的女導演Beate Arnestad在斯里蘭卡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探索女性與戰爭的關係，拍攝了這部感人的紀錄片《我的女兒是恐怖份子》（My Daughter the Terrorist）。影片拍攝難度很高，罕見的以近距離呈現游擊隊的生活、訓練、以及志願女兵的心路歷程和使命感。片中兩位女兵Dharsika和Puhalchudar講述她們自幼生活在戰火中的遭遇、從軍的想法、對組織的忠誠、對死亡的無懼，和彼此形同姊妹的同志情誼。同時間Dharsika的母親又如何面對殘破流離的家園和家庭，以及女兒生死未卜的痛苦？在片中我們看到「恐怖份子」其實也是媽媽的女兒，而暴力與仇恨內化在社會無止盡的循環中，才真正恐怖。
以詩書寫，以詩尋覓
Mahaleo是馬達加斯加的知名樂團，這名字即代表自由與獨立的樂團，原本只是幾個學生的組合，他們的音樂曾在爭取獨立的反殖民運動中鼓舞了許多人，而獨立後也不斷被傳唱，成為傳奇。三十年後，當初理想的青年如今安在？除了持續演唱，並將歌詞觸角延伸到環境、貧窮等社會議題，七名團員也各自在社會的不同領域奮鬥，有人行醫濟世，有人從政進軍國會，有人在學界鑽研，有人致力鄉村發展，也有人回歸土地為農民發聲。《自由之聲》（Mahaleo）一片以樂團準備三十週年演場為軸，透過七名團員為觸手，探看馬達加斯加在獨立後三十多年來的社會轉變與挑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本片導演之一Cesar Paes曾在第一屆民族誌影展發表「馬達加斯加島傳說」一片，以詩意的風格呈現馬達加斯加的傳統文化。這次他與馬達加斯加的導演Raymond Rajaonarivelo合作，十分傳神的透過Mahaleo樂團融合該島高地、非洲和南島元素的音樂，以及充滿社會反省的歌詞為旁白，以另一種詩的形式探索當代馬達加斯加。
另一個充滿詩意與音樂的島嶼是古巴。《彩虹古巴》（Two Homelands, Cuba and the Night）以一位知名的古巴同性戀作家Reinaldo Arenas的作品為鍊，以五名同性戀和一名變性人（transsexual）為環，串起哈瓦納同志的多重面貌。透過Arenas的老同志和革命中年，表現男性氣概的攝影師、扮妝皇后、流連於同志舞會的少年，我們看見在古巴社會追尋的自由，除了政治之外，還有性取向，和表達自己的自由。Reinaldo Arenas才華洋溢，但因他是公開的同性戀者，七零年代因此入獄多年，後來流亡美國，最後自殺結束一生。他的自傳小說Before Night Falls曾拍成電影（中譯《在夜幕降臨前》）。他充滿追尋自由與愛的文字，與當代古巴同志的渴求相呼應：他們都擺盪在兩個家鄉──古巴與夜的世界。
尋覓的不只是自由平等，還有親情。《迢迢尋親路》（Chichester’s Choice）是一部導演自己的尋父之旅，從北美的加拿大到南美的蓋亞那與巴西，找尋六歲時拋棄自己的父親，發現他成了巴西街頭的遊民。導演知道這趟旅程要找尋的不只是血緣的父親，而是她自己，然而過程觸及了不愉快的種種：酗酒、不忠、亂倫、母女衝突，經歷了如連續劇般的起伏，和難以承受與面對的真相。
從小孩到老人，橫跨島嶼與高原，不分性別與性取向，這些影片呈現了非常獨特的個人──他們的困境與選擇，他們的悲喜與勇氣，在特殊的政經與文化脈絡下，各自努力的故事。從新視界窺看當代世界，人們關心的議題、還未解決的問題其實不新。人類不斷思索與掙扎，個人、群體和傳統文化，要如何面對國家、民族、宗教、以及資本主義的幽靈，和他們造成的壓迫與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