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摩紀》的啟示
司徒兆敦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近年來，「人類自然遺產」，「人類文化遺產」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幾個詞也越來越多地為世人關注和重視，各種保護措施也紛紛出台。但我有注意到，這些遺產無論我們如何努力地對它們加以保護，畢竟它是處於變化和衰亡過程中，絕非我們的主觀意願所能左右的。但是另有一種模式，即活動影像的紀錄模式，是可以將上述三類人類遺產作永久性的保存，非虛構的紀錄片正承擔著這樣一種任務。中國的人類學紀錄片創作者郝躍峻，孫增田，康建寧，梁碧波已經作出過很多的努力，並留下了一批作品，應視為一種文化遺產的存留。
導演楊蕊，長時間在涼山地區對現存的儸儸畢摩進行社會調查，之後帶了一個頗大的隊伍去對當地的招魂畢摩。村官畢摩和咒人畢摩做了紀錄片式的紀錄，這就是這部《畢摩紀》。美國的弗拉哈迪，法蘭西的讓魯什，日本的小川紳介等人類學電影先驅者的作品和理論，對楊蕊這位學習紀錄片的青年無疑是會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只是由於題材和內容的特殊性，《畢摩紀》不可能照搬前輩大師的做法。影片的架構是鬆散的，彷彿是一個互無聯繫的彝人生活場景，歌手曲布的歸鄉，並沒有作為主線而引出幾類畢摩的生存困境。這種並非純原生態而是有選擇甚至有作者安排的紀錄模式，以非常穩定的機位拍攝，更能體現歷史的凝重。
作為一個外來人，要對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一種帶有宗教神祕主義的文化現象作出準確而清晰的描述，並且還希冀由此達到民族心理深層次的探尋，談何容易！作為一個紀錄片作者，楊蕊很認真地找了許多相關的人調查，這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在混混沌沌的無序現實生活中，紀錄片作者要建立自己的秩序，以便更好地引領觀眾去讀解並發現一些對我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東西。
對任何紀錄片，總是見仁見智。我看了五遍《畢摩紀》，每一遍都像是給了一悶棍，說不出所以然。奇怪的是，它讓我還有願望要再去看，再去想，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我看不明白的東西就必定不好。只要記錄的內容是真實的。客觀存在的，具有文獻價值的，先保留下來，讓後人去解秘，這是一件好事。我聽說國外人類學研究者對《畢摩紀》很感興趣，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有意收藏此片。我猜想外國學人也未必完全看懂，但我相信他們必定發現了《畢摩紀》隱含的價值。
大多的紀錄片觀眾都喜歡看紀錄片中真實發生的故事，而《畢摩紀》中的「故事」卻是透過人物講述或隱含在諸多生活細節中的。我們要對此類紀錄片給予寬容的態度，耐心去看，必有斬獲。畢竟這部作品是為中國的人類學紀錄片留下了重要的一筆。〈《畢摩紀》︰充滿魅力的紀錄敘事〉李海鵬（南方週末）《畢摩紀》至今沒能公映，既令人遺憾，也令人不解。即便單就其對四川大涼山儸儸「畢摩」文化的展示來說，這也是一部充滿理解力和尊重感的記錄片，何況它的電影藝術本身還很具魅力。我相信，如果人們的心態都能公正平和的話，那麼每個人都會喜歡它，包括那些大涼山的幹部們──他們覺得這部記錄片沒有充分表現當地的發展成就。看上去，我們還是需要堅持一些常識，比如電影就是電影。
在我看來，這部記錄片的拍攝方法並不是特別「主流」，至少它全無其他記錄片中尋常所見的粗糙感，也不只專注於狹義的題材本身。在敘事流暢、畫面優美方面，《畢摩紀》不輸很多優秀的劇情片，這使得它看上去不是那麼的「原生態」，可是很顯然的是，藝術成就亦是記錄片的應有價值之一。另外，「畢摩」文化的最真實一面，正是在這樣的精心建構下才得以呈現。
《畢摩紀》並沒有貪圖對「畢摩」文化的全面展示，而是選擇了當地的3 位「畢摩」（即巫師）的日常生活作為注目的焦點，由於拍攝技藝精到，使得整部電影中充滿了人與故事的活力。在片中，「善性畢摩」為人治病、祈禱，仍然受到彝民們的尊重；「惡性畢摩」代人詛咒仇家，在政府的禁令之下早已勢微；「村官畢摩」則借助道統的宗教地位來謀求世俗官位，因為選舉舞弊而被當地政府處理。3 個人物的故事，恰合「畢摩」們在今日的命運，分別指向延續、遺棄和變質。
通常來說，記錄片要面對的人與事都不是單獨存在的，而與周遭現實有著深邃的關聯。《畢摩紀》的鏡頭很少擴展到當地村落範圍之外，僅有「歌手」這一個人物來自日益現代化的外界，但儸儸部落與外部世界的關聯卻被完整地揭示了出來。這有賴於導演對自己鏡頭下的人物所做的傑出的理解。
在電影的開端部分，「歌手」回到儸儸部落之際，「惡性畢摩」醉倒在村口，對「歌手」說了好多句祝福，情誼深切，似又帶有「一代不如一代」惆悵，不過在這之後他做出了一個略帶戲劇性的舉動︰完成任務，倒頭就睡。在這裡，來自外界的「歌手」與完全屬於本地的「惡性畢摩」之間產生了一個小小的錯位，他們的行為邏輯完全不同，令觀眾直觀地了解到儸儸部落的道統與現代衣冠文物如何在細節中折沖、抵觸。整部《畢摩紀》的故事就在這種「文化衝突」的背景中展開。重要的是，導演沒有選擇那些衝突最激烈的場景，比如說發生在當地行政、教育、醫療中心周遭的故事，而是選擇了村落中的一系列小事件。我想這體現了導演的一種清醒的認識︰真正重要的衝突總是由無數碎片組成的，真正的事實總在日常生活當中。
這大概也是導演在片中使用了夜風吹動竹林等空鏡的原因所在。環境、植物、天氣，這一切看似虛無的東西，在事實上，透過漫長而真切的邏輯，一定與當地每個人物的一切都息息相關。我們怎能想像，沒有連綿的山脈，而有「畢摩」文化的產生，而有被電影呈現出的故事？理解題材常常比展示題材更重要。對於記錄片來說，這意味著導演的一個意識要比幾十萬尺長的膠片更重要。
至於如何處理各種來源迥異的畫面元素，比如如何銜接「惡性畢摩的病痛」與「村落事務中的畢摩選舉」，就要完全依靠導演的個人才能。就其結果來說，《畢摩紀》的呈現相當引人入勝。在節奏上，張弛有度，富於變化；在意味上，留有餘韻，引人沈思；在架構上，前後映照，給人以從容不迫之感。歸根結底，這是一部好看的電影。好電影的一個標誌是使觀眾的心靈受益，《畢摩紀》做到了這一點。通常來說，記錄片的關切之處在於當下的生活情境，令人思考今日世界的彼地為何發生彼事。不過更好一些的記錄片不僅完成這一任務，還會超越具體的題材，令人重溫人類生活中更恆久的感觸。
從這個角度講，《畢摩紀》是對人類歷史的一聲嘆息──它令人想到，3 位「畢摩」在時代演變的風中被動地搖擺，而世界上的每個人又何嘗不是如此。任何好的電影，我想最終都不是作用於理性，而是因能導致人們情感的波動而具備價值。《畢摩紀》以劇情片化的敘事方式，以優美的畫面，以人物心理的袒露，而具備了打動人心的力量，我想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藝術成就。
好的記錄片和好的劇情片一樣，不僅讓觀眾對其所述之事留下印象，而且會對導演本人產生好奇心。這一事實的存在前提是，導演顯現了其才能，在駕馭題材上應對裕如，又有個性化的魅力。看過《畢摩紀》之後，我的好奇心之一就是，導演楊蕊拍攝的劇情片會是何種面貌？就其展露的特質來說，她更適合去主導那些更為自由、更為大型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