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寧
國立臺灣博物館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一
「第二屆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除以「遷徙故事」作為主題外，也另外選擇了參展的十三部影片組成「新視窗」的單元。這十三部影片，雖各有不同的主題，展現不同的風格，內容也跨越不同的區域文化，從臺灣、中國、加拿大、印尼、衣索匹亞、到澳洲、新幾內亞、及所羅門群島，但整體而言，亦不妨視作近兩年來國際民族誌影片風貌的一個集合，一個跨入二十一世紀後的世界觀點。許多在人類二十世紀後半開始浮現的議題或問題，如電子媒體、族群認同、同性戀、千禧年乃至臺灣的九二一地震等，在這些影片中都直接或間接地觸及，同時透過這些影片所呈現的生動而獨特的事例，更使這些議題在時空上獲得了更寬廣的關照。
二
對臺灣而言，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可以說是世紀末最大的震撼。九二一不只是一場慘痛的天災，災後之重建更對臺灣社會與心靈形成重大的考驗。李靖惠的《森林之夢》所描述的就是一個九二一地震之後重建校園的故事。南投縣鹿谷鄉內湖國小在九二一之後面臨無法原地重建校園的困境，全校師生與熱心的家長滿懷希望地計畫將學校遷建到森林裡成為一座生態小學。但是他們的「森林之夢」，在現實中卻因台大實驗林地無法取得而一再受挫：一邊是擁有龐大學術與社會資源的台大，基於學術研究與造林的理由反對遷校至內湖國小所看中的地點，一邊則為一個山區的小村落與區區一百多名國小的師生，以一廂情願的熱情追求建校之夢。究竟是學術與造林保育重要還是追求理想的熱誠可貴？這部深入而富誠意的影片不只記錄下內湖國小遷校重建的過程，也為臺灣社會九二一的災後重建留下一個深刻的自省。
臺灣南投的內湖國小在幾經衝折後終於一圓其「森林之夢」，秉持著同樣的教育熱忱與理想，來自北京的中國中央樂團一級作曲家田豐於一九九三年在雲南以自籌資金的方式創辦「雲南民族文化傳習館」，卻在七年後陷入經費無以為繼的困境而解散，因之官司敗訴的田豐更於2001年6月因肺癌病逝。劉曉津的《傳習館春秋》以史筆的精神記錄下田豐與他的「雲南民族文化傳習館」興衰的悲劇。「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當我們隨著鏡頭與田豐入山下野尋找民族藝人，與追求經濟發展的地方文化官員侃侃而辯，為驟然揚起的哈尼族與彝族的鼓樂而驚豔，因田豐的執著與理想而鼓舞，最後也同樣因現實之逼人而沈重之時，心中何嘗不會油然興起如是之感嘆？
三
有多少雲南少數民族的樂音隨著「雲南民族文化傳習館」的解散而成為絕響？民族與音樂的議題同樣也是兩部來自臺灣的影片：林建享的《光影中的旋律》與張翰/沈可尚的《親愛的，那天我的大提琴沈默了》之主題。對於世居於蘭嶼島上的達悟族而言，生活中無時不有吟唱與歌詠，但在達悟族的語言中，卻不見「音樂」一詞。達悟族的「音樂」「並不尋求將聲音與愉悅耳朵之事相結合，他們的目標，只是單純的藉著聲音的媒介，來表達生活中每一個層面」。林建享在本片以達悟族的「音樂理念」挑戰傳統觀念所謂「音樂」的界限。
林建享《光影中的旋律》所啟示的音樂與民族文化間之界限，在張翰/沈可尚的《親愛的，那天我的大提琴沈默了》之中卻彷彿消遁於無形。本片紀錄一名受西洋古典音樂訓練的大提琴家：大衛‧達伶 (David Darling) 與臺東山區霧鹿部落布農族人八部合音的「音樂遭遇」(musical encounter)。抱著童真心態的音樂家與樸質的村民間，以音樂展開一場穿透語言與文化隔閡的互動與對話。一次以音樂為媒介的異文化溝通，最後給我們的啟示卻在於，文化的溝通，音樂間的對話，其關鍵也許並不在音樂或文化本身，而在於對話者能否抱持一份互相接納、彼此傾聽的心態。
《親愛的，那天我的大提琴沈默了》的大提琴家不遠跋涉至臺東山區尋求對話，《月亮的眼淚》則描寫一名年近不惑的布農族人入山尋找神話中盛傳「月亮眼淚」石頭的旅程。布農族自古流傳的射日神話：「古時候天上有兩個太陽，一對父子熱得受不了，長途跋涉去射太陽，經過數十年後才抵達，太陽被射中後變成月亮掉到山谷，捏石頭來放眼淚，那眼淚永遠保存了下來不會乾涸」。東埔的Anu Takilulun自小聽父親講述這個故事，父親去世以後Anu發現沒有別人知道那眼淚在哪裡，又擔心自己年紀大後走不動，遂決定依照父親的描述出發去尋找月亮的眼淚……。單純的動機，簡單的情節，卻構成一幅動人、充滿象徵的尋找認同的現代寓言。
四
公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全球正迷沈於「千禧年」前夕的期待與盼望中。人類學家艾敦．卡棚 (Eytan Kapon) 帶著攝影機回到巴布亞新幾內亞過去曾進行田野工作的亞佳焦村中。對於大部分早已信奉基督教的村民而言，千禧年的來臨意謂著最終的真實時刻 (moment of truth)，逝去的祖先與耶穌基督是否真如預言所示會於千禧之際回來？而久別重臨的人類學家之到來更為本已紛擾的村落徒增新的變數，究竟徘徊於傳統與現代、基督教與傳統信仰之間的村民是如何面處這場世紀交接的信心危機？《給死者的信》（Letter To The Dead）將這場充滿時代意義的民族誌題材陳述地冷靜而圓熟。
《給死者的信》中由千禧年與人類學家所引發的傳統V.S.現代之信心危機，在馬丁．叔涅 & 傑哈．諾卡侯 (Martine Journet/Gerard Nougarol) 的《女巫醫印多．皮諾》(Indo Pino) 一片中以另一種形式而表現：印多．皮諾生病了。作為一名地位崇高的巫醫，她在印尼蘇拉威西島地處偏遠的東部，人口只有1600人之Wana族人心目中是個傳奇性的神醫。但是現在這位神醫生病了，病的躺在屋內站不起身。對於不遠跋涉而來的其他巫醫以及印多．皮諾自己而言，她的病是被Pue Bulanga-一位居於天地之間的神靈-之魚鉤鉤住所造成的，因此需要舉行一個治療儀式。但對於適逢來訪的人類學家而言，目睹長期報導人之病痛，也面臨一個痛苦的道德抉擇：是否應冒著可能摧毀族人對傳統醫療與神醫的信心而提供隨身的藥品，還是任由她輾轉受苦？在這個偏遠的山區，一場病卻意外引發了一回生命與尊嚴的抉擇，以及西方與傳統醫療的信心考驗。
從信心危機到族群衝突，世居於加拿大米羅米奇灣 (Miramichi Bay) 的米馬克人 (Mi’gmaq)，傳統以精湛捕魚技術與精緻的樺樹皮獨木舟而著稱，十七世紀起米馬克人開始與歐洲移民頻繁的接觸，許多人改奉了天主教，但多半仍維持以捕魚與龍蝦為主要的生計方式。然而隨著灣區商業漁業的發展，米馬克人與當地漁民在漁業資源上的競爭開始加劇。終於，在1993年因一名米馬克漁民為非法捕魚被判刑而引發了一連串的衝突。雖然在1999年加拿大最高法院決議承認米馬克人在此區的捕魚權，但卻反而引起當地其他非米馬克漁民的群起反彈，進而採取更激烈的手段，衝突自法庭更延伸到暴力相向，米馬克人飽受生計與生命的威脅，社區也面臨分裂《王冠與我們作戰？》(Is the Crown at War with Us?) 一片不只翔實記錄這段族群衝突的過程，也追尋這段百年衝突的歷史根源。
五
同性戀結婚不稀奇，結了婚還要養小孩才是奇事。凱利與威廉是一對住在舊金山的同性戀伴侶，這對在一般人眼中離經叛道的伴侶有一天卻做了一個最「傳統」的決定：養個小孩當爸爸。但此事非同小可，講起來比真正做起來容易太多，不說別的，該如何讓小孩接受他會有兩個「爸爸」卻沒有任何「媽媽」的事實？還有，在法律與社會上能夠接受這樣的家庭嗎？事實上，他們沒想到的麻煩事還更多，如兩個人哪天要是「離婚」了怎麼辦？帶小孩回家「奶奶」抱著同性戀兒子的「乖孫」一臉哭笑不得的表情如何處理？又如養個不同種族的小孩除了「性別」問題外還要顧慮「種族」問題。和正常家庭聯誼怕小孩受歧視，但帶小孩去同性戀集會卻發現根本沒有讓小孩遊玩之設施，因為同性戀社群本來就不會想到有小孩出席。顯然這本同性戀的「父母經」比常人來得更複雜而曲折。《爹爹與爸爸》在幽默而溫馨地描述這本「同性戀父母經」之餘，也讓人深思「家庭」這個人類最古老制度的彈性與侷限。
果然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爹爹與爸爸》(Daddy and Papa) 是同性戀家庭的甘苦談，《杜卡的困境》(Duka’s Dilemma) 則描述一個非洲伊索匹亞的哈瑪族 (Hamar) 的家庭風暴。杜卡是一位五個孩子的媽媽，自從她的丈夫另娶一位年輕貌美的太太後，杜卡就陷入情緒的低潮。哈瑪族的傳統固然允許丈夫娶一個以上的老婆，但現實中卻很少有男人如此做。杜卡丈夫的再娶使杜卡心中如堵了一塊石頭：是嫌她人老珠黃？還是久病纏身？同時那小老婆也越看越不順眼，老是靜悄悄地不知背後在打什麼主意？還有她婆婆最近也老是找麻煩，更為自己的兒子背著她娶小老婆而賭氣……。這家人彼此間的悶氣與不滿終於在二太太生了一個小孩後公開地爆發出來。本片基於導演長期的田野經驗，細膩而生動地刻畫出這場非洲的家庭風暴。
六
死亡是否意謂著權力的終結？對於所羅門群島中Reef Islands的大酋長 Alfred Melotu 而言，事情未必如此。作為一名典型的美拉尼西亞的「大人物」(Big Man)，Alfred Melotu 生時威風顯赫，一呼百從，他靠著多年之努力所掙來的土地、財富與名聲與地位會隨著死亡而消散並遺忘嗎？《大酋長的葬禮》(Alfred Melotu: the Funeral of a Paramount Chief) 一片記錄這位顯赫的美拉尼西亞大酋長的生前與盛大葬禮之過程。然而，隨著影片的進行，我們才漸漸發覺，原來這部影片也是大酋長的刻意安排。酋長雖已駕鶴仙去，美好的葬禮已告終結，但在影片裡大酋長仍穿著制服，巡行土地，炫示勳章、展現財富。當葬禮之後所有的人聚於一屋，同看影片時，才憬然領悟：大酋長仍與我們同在！
《大酋長的葬禮》中的美拉尼西亞酋長藉著現代媒體以追求不朽，「那幻像賞了我一拳！」(Oh What A Blow That Phantom Gave Me!) 則更進一步反省現代電子媒體與部落社會的關係。現代電子媒體（攝影、收音機、電視、電影、乃至網路）大舉侵入部落社會並未超過百年，但對全世界部落社會文化的影響卻是史無前例的廣泛而鉅大。本片為人類學家艾德蒙．卡本特 (Edmund Carpenter) 的學術自傳。在人類學界，早年卡本特被視為一位特異獨行、觀念前衛的人類學家，早在50、60年代他即開始探討現代電子媒體對部落社會之影響：「媒體將以一種我們無法控制的規模改變並征服所有的部落文化」。為了探究媒體的影響，他更大膽地在新幾內亞田野中進行當時堪稱「前衛」試驗，如把攝影機交給從未接觸過攝影的族人，結果未必呈現出「土著觀點」，反而媒體以強有力的方式「吞噬」了部落文化：將少數人專有的儀式歌聲變成人人可欣賞的罐頭音樂，將部落文化變成適於賞奇觀新的「奇觀」(spectacle)。卡本特「前衛」的觀念與做法在當時曾引起人類學界之群起反對，但在媒體無所不在、無遠弗屆的今日看來卻有如暮鼓晨鐘，值得深思。
卡本特在60年代對電子媒體之於部落民族的反思，在《媒體遊牧民》一片中看到另一種角度的關照。賽德兄弟，一對出身自澳洲棕櫚島 (Palm Island) 的原住民。就像大部分澳洲的原住民一樣，早年出身貧困，曾目睹父祖輩蒙受壓迫，年輕時在城市中漂泊、沈溺於杯中物，最後終於找到自己的使命：穿梭於澳洲各地發展地區原住民的廣播電台，讓原住民的聲音透過媒體而傳播於各地。電子媒體在過去曾以史無前例的方式改變了部落文化，但是現在我們終於也看到部落人民正學習去駕馭這股曾經徹底改變他們傳統的力量，並將之轉化成改變世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