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撒娜
清大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如果要說到台灣人對中國少數民族影像的啟蒙，「大陸尋奇」一系列的影集，該是我們共同的經典記憶吧！在每一集節目中，電視螢光幕上顯現出一個又一個族群的「奇風異俗」：華麗的民族服飾、獨特的風味食物、奇異陌生的各種習俗、純樸而友善、看到鏡頭時笑容靦腆的居民，以及製作單位不斷地強調要來到這個地方是多麼地遙遠且艱困不易……。於是，我們對於中國的少數民族，或多或少有了像陶淵明〈桃花源記〉一樣的想像，想像有個地方，民風純樸善良、生活自給自足，且大概「不知有漢，遑論魏晉」。這樣的浪漫思維至今仍延續在一些出版品或是大眾媒體上，人們在觀看這類的影像或敘述時，其實常是在追尋自己心中的桃花源，在精神或肉體上，暫時地脫離我們所處的這個忙碌擾嚷、充滿悲歡離合的人世間。但是，除了這種對少數民族浪漫式的期待外，我們還可以有些什麼樣的觀點呢？
在即將舉行的第二屆國際影像民族誌影展中，共有四部關於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精彩影片，分別是《鄂倫春族》、《傳習館春秋》、《學生村》、以及外語片《從鴉片到菊花》（From Opium to Chrysanthemums）。這四部片子雖然題材大異，也恰巧是以四種不同的觀點來觀看中國少數民族，足以提供我們一個有趣而精彩的比較性視野。
完成於1963年的《鄂倫春族》是這四部影片中年代最早的一部片子，導演楊光海，是中國重要的從事民族誌影像工作的學者，曾參與好幾部一九六○年代少數民族記錄影片的拍攝工作。內容描述居住在蒙古與黑龍江省接壤處、大興安嶺白雪茫茫的原始密林中的鄂倫春族之生活與習俗，是典型的「中國式」少數民族論述。從一九五○年代開始，中國在經歷長久戰亂後政權移轉，開始了「解放」時期；這個時期與少數民族關係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大規模的民族識別與研究工作的進行，希望以「科學性」的方法，儘速地針對中國境內眾多的少數民族進行研究，目的則在於協助新政權的穩定；所有的研究工作為的是使新政權對少數民族地區有更多的了解，以便能有效地施行管理 。因此，根基於這種政策的需求，《鄂倫春族》以及同時期的系列記錄片，便有了教科書式的呈現方式；如同當時的主流思潮，文化被以功能式的方法來解讀，社會生活可以像切派一樣地切成不同的部份，所以我們就分別看到鄂倫春族人的食、衣、住、行、社會組織、部落法律、婚喪喜慶以及宗教生活等，被處理成看似千年不變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是一種典型的「原始部落社會」論述。然後為了呼應馬恩的社會變遷理論，影片中也特別交待了鄂倫春人如何受到惡質的私有化與商品化影響，導致原有的完美共享的生活產生了負面變遷。
作為讓廣大群眾得以快速而有效率地理解異文化的工具，《鄂倫春族》以及同時代的系列影片在一定程度上算是成功的；同時，也在影像匱乏的當時留下了珍貴無比的鏡頭，這是無法抹滅的功績。然而，《鄂倫春族》在某個程度上也表現了桃花源式的嚮往，認為曾有過一個即使物質環境匱乏、文化程度「落後原始」，卻仍無損其美好的原始共產社會。文化的觀念被壓縮在物質生活的功能性層面，其他如儀式、象徵、藝術等非物質層面在片中是隱而不現、或被認為是不重要的。
然而，對我們現代人的概念來說，被視為少數民族文化核心概念的，正好就是《鄂倫春族》這部影片中所缺乏的非物質層面；最常聽到需要被迫切解決的，是多元文化－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化－消逝的問題，也因此，就有了《傳習館春秋》這部影片中所敘述的感人故事。
《傳習館春秋》敘述了一九九三年，一位中國中央樂團國家一級作曲家田豐自籌資金，帶領一群來自雲南邊遠農村的少數民族民間藝人，創辦了「雲南民族文化傳習館」的故事。對我來說，這是一個以生命追尋桃花源、甚至要在人間重建失落桃花源的故事。
身為國家一級作曲家的田豐，在北京繁華的地段有居所，在中國樂壇有地位，本來可以在都會中享受著音樂家精緻而優雅的生活，但因著憂心少數民族的音樂舞蹈快速地失傳，於是便開始到一個個的窮鄉僻壤間找尋茍延殘喘中的少數民族藝人，試圖透過建立傳習館來保存面臨經濟大開發而頻臨滅絕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影片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在一個偏僻落後的鄉下，前往找尋民間藝人的田豐，與當地「文化局長」圍坐簡陋伙房中：喝醉酒的局長當場向田豐訓話，認為他的所作所為值得非議，因為「黨好不容易將人民從迷信中拯救出來，眼前的這個騙子卻還要將人民往落後中拉回去」。同行的當地政府官員趕緊解釋眼前這位不是騙子，而是有名的國家一級作曲家；田豐則一臉尷尬地解釋為什麼傳統文化這麼重要。然而，接下來醉酒的「文化局長」所提出的問題更犀利了：發展經濟才是最重要的，為什麼要他們繼續維持不能讓人吃飽的傳統文化?
故事發展到後來，田豐為了傳習館、甚至想建立更大規模的文化保留區經費而向企業單位集資合作，卻因與企業單位產生糾紛，被提告訴且被判詐欺罪，雲南文化傳習館陷入了經濟困難，終於在2000年6月被迫解散，期間田豐與妻子離異，而本人不久後也抑籲而終、因病過世；令人觸目驚心的是一個個報紙上斗大的標題，曾經情同家人的團員控訴著田豐欺騙了他?。這個故事讓我想起了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歐文 (Robert Owen,1771～1858)，白手起家的他在事業成功小有資產後，決心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1827在美印地安那州提出「合作村落」(Village of Cooperation) 計劃，建立 New Harmony 社區，從事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實踐。然而這個計劃在3年後瓦解了，歐文也散去大部份的家財。
這樣的場景與主題是不是讓我們覺得很熟悉？在台灣社會中，也始終存在著類似的爭議話題，如果人們在生活經濟上陷入困難，那麼，傳統文化保存與經濟發展孰先孰後？《傳習館春秋》這部影片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動容的、追尋傳統文化桃花源的故事，雖然結局一樣是失敗了，卻讓我們看到一個不以利益發展為導向的美好榜樣。
然而，追尋現代化的發展有這麼不應該嗎？《學生村》這部影片提供了與前二部相當不同的視角，顯示出人們在艱困現實生活中為了求生存所作的努力；場景已經從「此情只應天上有」的桃花源，回到了嚴厲殘酷的人世間。在中國雲南西部的橫斷山脈深處一個叫做「天登」的地方，藏著一個特殊的村落，這裡的居民全是大大小小年齡在六到十四歲的白族與僳僳族孩子，他們長年生活在這裡，是為了完成小學六年的學業。由於這裡山高谷深、山路崎嶇，方圓160平方公里範圍內只有這麼一所小學，孩子們不可能每天往返家裡與學校間，唯一的方法是住校。可是學校又拿不出錢來建造學生宿舍和伙房，於是做父母的就在學校前的坡地上，為孩子?建起了一個個可供食宿的小木屋，久而久之，這裡就出現了一座擁有八十多間木屋、三百多位小村民的學生村。孩子?在這裡除了每天的學業外，還要自己生火、做飯、洗衣服，一個星期或更久才回家一趟，再背著糧食走回來。從住進學生村的第一天起，無論年紀多小，所有生活中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料理。
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中，孩子們卻自動自發地想上學讀書。有家庭因為繳不出學費，母親帶著孩子到學校抽搭哭著、孩子眼眶中噙著眼淚請求幫助的例子；有雖然繳出了學費，家裡卻勻不出糧食，孩子因而餐餐獨自燒著洋芋，然後捧到角落默默吃著的令人心疼樣子；還有主角那對小三與小六的兄弟，為了買一本新華字典，特別在假日時到山上挖了一天中藥材，湊齊了九元人民幣，走一天山路到縣城書局捧了一本字典，然後用僅剩的一點點錢買二個饅頭充飢的故事。在這些貧困縣中生活的人們，即使是小孩子，都知道受教育是爭取階級向上流動、改變生活困境的僅有機會。在這種與貧困飢餓搏鬥的生活中，文化是像天離地一樣遙遠的問題。
然而，在艱困的環境中生活，真的就無法兼顧自己族群的固有文化嗎？《從鴉片到菊花》這部影片提供了一個族群怎樣在現實環境中，面對自己的困境，試圖保存並運用傳統文化去解決問題的一個可能性。居住在泰寮緬三國交界、俗稱「金三角」地帶的Hmong人，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苗族其中一支，從中國境內遷移到此地，並在三十年前開始種植鴉片作為現金作物來養活整個族群。整個族群是在戰亂中活了下來，然而，年輕人也染上了毒癮而閒散度日。為了拯救整個族群，老年領袖?結合了傳統文化的方式，帶領整個族群改種菊花代替鴉片，並諄諄善誘年輕人試著戒掉毒癮。
《從鴉片到菊花》是這四部影片中，討論議題層面最大的一部。不像對鄂倫春人生活環境描述的去脈絡化，Hmong人生活在季風亞洲的高地區，這個區域素來以高低地族群的衝突與對立、以及跨境貿易體系盛行的歷史悠久著稱，因此，他們進行鴉片的種植與跨境交易是這區域長久以來文化特性的一部份。不僅如此，Hmong人還處在國家權力的邊陲與折衝位置，致使他們成了被現代國家放逐的一群人。鴉片種植與貿易，本身是世界體系中黑暗、少被人談論的一部份，而吸毒與隨著販毒而來的暴力與色情氾濫，更是這裡活生生的問題，卻少有人在討論少數民族時提到這些黑暗勢力掌權的一面。事實上，這裡以及向南沿伸的大陸東南亞區域，是世界衛生組織發現賣淫與愛滋病等性病漫延極快的區域，速度是以等比級數在增長。這些問題，是那些把少數民族當成在桃花源中生活的人?所臆測不到的問題，這裡，倒像是人間修羅場了。
但是，Hmong人並沒有束手就縛、坐以待斃。我們看到風燭殘年的領袖勞通 (Lao Tong)，帶領著族人到山上進行傳統儀式，並謙卑地利用剩餘不多的生命，規勸族人遠離現實生活中毒品的龐大誘惑，用清新嬌豔的菊花，幫助自己族群開展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這四部影片，都以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為對象，卻有著四種不同的、也都令人深深動容的觀點。這四種觀點，不只適用於觀看少數民族，也同樣適合觀看所有的族群與文化問題。從對於桃花源的追尋，到人間修羅場式的與命運爭鬥，到努力用雙手改變自己的困境，不同的觀點，提供了不同的面對生命的態度。而各位讀者，你呢？你的觀點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