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用心用力 鑄造和平時代的新世界──2003年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遷徙故事-島外篇」影片評介

謝世忠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轉載自文化視窗2003年9月號(第55期)

楔子

「安土重遷」或許只是中國漢人的觀念傳統,也或許是全體人類甚至所有哺乳類動物的領域本能。換句話說,我家我土供給我最大的安全與福祉期望。然而,家鄉本國往往因時空或環境的意外變動,造成了個體被推往異地或不得不選擇離開的景況。拉高視野,顯微鏡照,吾人可發現特定族裔、社群、家庭、或個人,就常常在走進走出,離鄉念鄉。情捨難分之餘,令人稍感窩心者,就是世界多能納我。心力即使早已交瘁,生存希望之光依然燃耀在彼處。

2003年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入選的與遷徙主題相關的台灣以外八部影片,就溫馨兼帶犀利地直接間接告知上述情事。欣賞它們,心底時而靜沉,又時而騰翻。進入情境,閱讀其中的每一人每一物,熟悉之後,跑出來書寫,妳(你)會發現自己正在穿越界域的脈途上,理解一份遷徙之路的全新價值。

場景非漢中國

兩部中國來的片子,一是《學生村》,一是《阿魯兄弟》,前者是白族、僳僳族的故事,後者則敘述了三位哈尼族兄弟及其家人族人煎熬生活的經過。兩片都以非漢少數民族為主題,足見「移動」個人或群體,以求更有利生機,在當今中國邊地省縣甚為普遍。

美國中西部的大學城每逢暑寒假學生離校,全城即如空域,待假期結束,鎮街四處才又熱鬧。與此類似者,中國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天登村,每遇學期之中,則全村成了鄰近區域第一大村,因小學生們均由父母從大老遠居家地送來建屋住宿。家長離去後,校長老師成了村中「頭人」,學生們則化為「村民」,在此唸書,教師盡心,孩子盡力,又要顧及生活點滴,書本與找水找吃,共為大家重要的任務。

幾年的學校生涯,學生定期遷來復再移走,以迄結業。少年村子成了容接場域,不僅連結了高山峻嶺間的區塊感情,也顯現出以知識的教與學,來統合多族裔國家的積極目的。

相對於《學生村》的堅毅祥和,《阿魯兄弟》則道出人間慘狀。觀眾會憤慨不平,因為中國內地的騙子惡徒,盡是吃喝少數民族血肉,使得離家討生的主角人物長期人生無望。問題仍不知解答何處,只是攝製影片的道德勇氣,終能充當哈尼流浪者的心頭依歸。他們逃回又不敢返家,覓不著工作,一切暗淡,所幸今天影片的出映,已使世界看到了不幸,咸信援手將至,而那一天就是溫暖人間容接悲苦者的時刻。

場景東西方

影展選映兩部日本人與西方關係的片子,的確點到了近現代東西方遭逢的核心方向。《綠茶與櫻桃》(Green Tea and Cherry Ripe)一片,述及幾則二次大戰後嫁為駐日澳洲軍人妻,繼之隨夫調回而離鄉的日本女人故事。半個世紀之間,有的堅持日語,有的則英語順口;有的念鄉不斷,有的極力適應;有的夫妻鶼鰈,有的離異自立;有的內斂禮佛,有的社交活潑;有的淚洗追憶,有的則喜悅今日。她們見證了自己的人生變遷,也啟動了下一代的跨文化認同擇選挑戰之門。

《嘻哈戰爭》(Droppin’ Lyrics)一片,談的雖是美國場域,卻可視作上片接續觀察的典例。年輕的日裔美人Hiphop流行樂者,以田野、讀史、沉思、及創作策略,在樂曲中唱出戰爭、人權、認同、和平、愛國等的新意涵。片中主角侃談自我以日本血源身份,在文化交錯併置之世界各地移動的心情,充份展現了新世代豁達的全球化價值。

相較於日本人的遷移經驗,《從鴉片到菊花》(From Opium To Chrysanthemum)片中的泰國北部山區 Hmong 族(中國稱為苗族,惟Hmong人並不喜用該稱),是另一有異有同的例子。村中頭人勞通 (Lao Tong) 三十年由青壯到老者,帶領族人走過越寮戰爭、泰國剿共、世界反毒、健康失調、生計再生、人口流失、社會歧視、及新和平時代等的內外激烈衝擊和巨大環境變動。他的堅毅勇氣、豐富感情、以及宅心仁厚,讓村民充分安心,也使移至美國的家人親戚念之不忘。今日的和平,為全村注入了揚棄毒品的意志,而東西世界的人心相連,更使萬里間的祝福力道,天天加強。就是這份福祝,不論是Hmong族還是日本人,旅外的族人及其後代,均能於新世界努力生活,而新一代的主體思想行動(如hiphop的大聲唱出和Hmong族大女孩的立志服務白宮),更令人眼光久久注目。

場景歐亞

庫德族 (Kurds) 在俄國、土耳其、伊拉克三國間的顛沛流離故事,人人皆知,反抗與逃難成了族人生活常態。《沈默之歌》(Silent Song)一片的主人翁,是來自伊拉克的英國愛丁堡庫德移民,他是歌唱藝術家,經與朋友的心神交流,唱作了一首名為”Silent Song”的歌。他認為此曲永遠孤寂,因此,畫面上出現的,永遠是單一歌者對著空蕩劇廳獨白,一切均是無圖無色。無聲之歌象徵對自我族群未來的不知不解。全數空白的聲嘶獨唱,就是最淒厲的控訴。移到靜悄悄的蘇格蘭,陰颼冷風夾織古老澤色,有效地呈現出難民歌唱作曲家,無力實又有力的抗爭生命。

敘述東塞爾維亞小村故事的《消逝的村落》(Vanishing)是影片編製者主動求訴的一項悲劇。都會化工業化的結果,農村青年跑光,家庭外移,整體人口銳減。本片中的前南斯拉夫小村,只剩一位小女孩上學。十幾分鐘的片子,但見女孩穿過老人們古舊農牧工作的片斷。老臉老身滿村,小孩走到屋盡之際,突現一位入時年輕女子,那是老師,也是全片老又老以及漫走女孩之外的唯一青春力量。

農村果真無望?也許只是希望轉移罷了。就和庫德樂者之例一樣,民族不是無望,只是希望可能在將來很久之後,農村居民移入都市尋求希望,那是一種勵鍊,再次的客觀環境加上人心的雙重深刻變動,就可能村子之光再現,大家陸續回流。總是有地方在容接移民,那是世界之胸襟,也是人們準備重生之地。

《尋找雅各》(Jakub)一片講盧森納(Ruthenians)群體在過去一百年,糾葛於烏克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德國、及俄羅斯等民族國家認同間的難題。他們被征服、被統治、被命名、被捨棄、或被轉置,自我深處底層長期徬徨,出口難覓。直至今日望見內在心屬的捷克自立自強,未來希望方又拾回。

故園新家

影展的片子帶領我們走入各地主角人物的世界。《學生村》的孩子年年進駐,新家社區成了超乎家庭小社會的「大世界」。「大世界」見證了學生的勤奮求知,也盡數師生在貧困中的無比生活韌力。學期的長居型「從家遷來」一事,對小小村民而言,顯然深具人格養成意義。阿魯兄弟四處游離,離家謀生被騙被害,各地皆惡。故園回不得,新家也望無影。中國竟是如此,理應自慚,幸有導演團隊仗義行俠,好片出道,苦命人終得運。哈尼青年新的安全棲身地,在未來的國際關懷下,定能現身。澳洲和美國與日本結緣,從敵轉友,從「監管」變為夫妻,也從不知化成相知。日裔妻子對澳洲人與在地感情的正面建置,過去五十年中,足見成功。就因如此,才使這群來自異鄉的女性,得以平靜生活,喜壽長命。在此一基礎下,念鄉日本,更形溫馨珍貴。年輕Hiphop樂者的反思自我,美國提供了他充分空間,自由與自在,日美交流,創意中推崇和平,新家園的容接功勞值得肯定。Hmong族移外者最具自信,不僅努力走向政壇,新世界的光明更給與在鄉族人家人充分信心,大家一起脫毒重生,老家新家連線合作,建構新和平時代。

庫德樂者、塞爾維亞小村、和盧森納人悲情較多。情勢也許真的艱難,但無聲之歌實已聲大傳世,妳(你)知我知,大家都聽到了,同情之心厚厚積累,來日可用。小村小女孩一人用功,情況特殊。但老人校工用心敲鐘,美麗老師準時上班,加上村人各正盡其所司耕種牧養,大家活力仍足,不怕倒台。都市接納了大批外來者,但它不一定永遠如此,轉眼間再移出之例,也常常發生。”Vanishing”題標震撼,卻剛好也是「希望在將來」的反向刺激活力。至於國家與民族認同的問題,大家愈講愈公開,世界援手正在湧至,盧森納人的家園沒有理由不見歡笑。

結束語

影片自然都有一主題,今年的民族誌影展中,與遷徙相關的外國影片,有喜有悲,有樂有苦,有長史相伴有今日當下。遷徙類型繁多,但無一不與人們「安土重遷」原性相違。換句話說,凡遷動自己身體離開老家,必會淚汗隨來。不捨在即,來日如何又不知,當事者情堪心碎,不難想像。只是,離開終成事實。有的定型平穩(如天登小學的來去學生);有的難見希望,但見堅持(如阿魯夫妻);有的追憶哭哭笑笑,卻也甘甜味美(如澳洲日裔妻子);有的信心十足,直搗歷史化政治核心(如美國日裔Hiphop樂手);有的正在亞美間拴起祝福之線(如泰北Hmong族頭人及其家人族人);有的寄望西北歐的冷靜(如庫德族silent song唱者);有的僅存小孩一人,也努力不懈(如塞爾維亞小村);有的則集體追求自我認同,永志不餒(如盧森納人)。故事的重點就是,遷出去,一定有地方收容(即是我所稱的「容接」),而收容處往往變成新家園。中國要加油,請多提供落難人落腳處!新家園若能美麗,老家鄉也較有意象中及事實上同等美麗的機會。而這也是新和平時代的真諦。大家同在地球上,用心用力織成有情有義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