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羅興亞故事》推薦文章，請見上篇。】
2021年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越界新日常」系列中的《漂流：羅興亞故事（Wandering, a Rohingya Story）》，是一部詩意的難民營紀錄。有幸受邀推薦該作品，觀看過程中，認為與導演進行QA訪談或許能提供更忠實的詮釋。此次訪談以信件與錄音方式進行，受訪者為導演之一奧利維爾‧希金斯（Olivier Higgins）。為方便閱讀，回應內容已進行節錄。
Q：能和我們聊聊一切的起點嗎？拜訪庫圖帕朗難民營（Kutupalong refugee camp）的點子從何而來？
奧利維爾：2018年某一天，梅蘭妮‧卡利（Mélanie Carrier，此片共同導演）讀到何諾．菲利浦（Renaud Philippe，魁北克攝影師）的臉書文字，他當時正在庫圖帕朗難民營紀錄那兒的危機。將近15年來，何諾紀錄了不同的難民營，但在那篇文章中，他說自己從未見過如此嚴重的危機、疑問媒體為何不給予更多的報導？梅蘭妮感觸很深，提議我們不如約何諾見面、一起去做點事。於是何諾回魁北克後，我們見面了，也一起回到難民營。一開始，我們只打算去那裡走走，看能用相機做點什麼……或許是五分鐘、十分鐘的短片，但後來愈做愈大，成了現在這部長片，甚至邀請其他藝術家一起進行了跨領域的展覽合作。
Q：你們去過任何難民營嗎？你對庫圖帕朗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奧利維爾：我旅行時去過一些貧民窟，在我們的第一部紀錄片《八千公里的心靈之旅（Asiemut）》中，我們也騎單車經過了蒙古、尼泊爾等一些人們並不富裕的地方。但我從來沒去過難民營。抵達庫圖帕朗時，你首先可以感覺到他有多麼大、多麼擁擠，噪音從四面八方而來，它和其他地方都不同。或許因已經知道這裡的故事，你似乎能感到那背後有些悲劇、有些不正義，但那不是關於貧窮，而是你甚至無法想像的……人性的黑暗面與現實面。你同時也看到人們站在很長的隊伍裡等待食物。作為一個導演，攝影比我想像中還困難。因為你真的需要知道你為什麼需要拍這個、為什麼你在做某件事、你要怎麼做……我們一直在問自己。特別不容易的是，在如此現實的悲劇中，你一直走在道德邊緣，思考如何做出尊重他人的決定。
Q：為何取名為《漂流：羅興亞故事》？
奧利維爾：當我想像這部片該是什麼模樣時，我腦中有個畫面：人們並不存在，影像是模糊的，殘影、黑影提醒著這些人並不是任何國家的公民，不在官方文件中，沒有護照，不屬於緬甸，也不屬於孟加拉。人們有點像遊蕩、漫遊或漂流在難民營、無人區、三不管地帶，在每個日夜裡，在生命中，在難以預知的未來。作為外來者，我們試著以相機和人們互動。我們和口述者首菲（Mohammed Shofi）聊很多，他是片中卡蘭（Kalam，Kala Miya）的聲音。從2017年的危機以來，很多阿嬤為了逃離暴力，已經移動到孟加拉第三次了。所以我們決定，用遊蕩、漫遊或漂流（wandering）作為片名。
Q：片中的每個鏡位都像是一幅畫！這樣的攝影風格與你們之前的作品《八千公里的心靈之旅》及《魁北克（Québékoisie）》很不同，敘事的風格也有別於一般的新聞紀錄片，為何如此選擇？
奧利維爾：當梅蘭妮看到何諾的作品時，我們就打算做一部有別於新聞紀錄片的短片。在新聞資訊的日夜轟炸中，消息來了、又走了，有時我們很難感受到背後的人性。我們想將政治、歷史、經濟放一邊，多關注一些關於人及生命的故事。縱然是在悲劇裡，我們仍需要感到人們活著；影片關於廣泛人類的處境，但也關於特定的事件。視覺的部分，何諾的攝影風格和我們的想法很相近。我們打算在觀察的角度中，也搭配較為主觀的、藝術和詩意的視角。
Q：影片中有雙腿上下顛倒，嚇到了我。那一系列的影像及音效真特別，你可以多談談這個場景嗎？
奧利維爾：為了捕捉模糊的影像，我和何諾在現場各放置一台攝影機，有時我錄音、有時我錄影，他則有時拍照、有時錄影。我們隨興地在大家放鬆的狀態下移動。那時我們看到那雙腿，我到房間外面，從一根根竹子之間拍過去，像鬼一樣偷窺、看得不清不楚；何諾則捕捉了腿的上半部。我們把這些影像放在一起，就像鬼魂遊走，不知人類在做什麼。彷彿人生中總有些東西不太對勁。遊走在現實、非現實之間，人們肩上同樣扛著過去的鬼，被殺害的、不存在的、醒來卻以為還在的……那個難民營就像另一個世界。
Q：《八千公里的心靈之旅》、《魁北克》和《漂流：羅興亞故事》的拍攝過程似乎總牽涉著移動、在路上的狀態。對你們來說，移動或遷徙意味著什麼？
奧利維爾：哈，很有趣。對我們來說，移動是重要的。在《魁北克》片頭，一位人類學家說：「所有人類的故事都關於道路」。人們總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在旅途中學習。作為紀錄片工作者，我們也在旅途中學習、進展、遇見人。在過程中，我們的觀點持續改變，不像劇情片你有個點子、然後就跟著它執行。你必須一直移動、一直產生新的想法、去感覺並形塑出你主觀的想法。移動身體有時是旅行，有時是冒險。我們在《八千公里的心靈之旅》和《魁北克》中騎腳踏車移動，我們在這部片中也在難民營裡漫遊，到處走，以成為在那裡漫遊的人。
Q：做為一個頻繁的旅者，我對於《八千公里的心靈之旅》和《魁北克》中所描述的那種「無法翻譯」及「縱然語言不同、也能用其他方式理解彼此」的時刻深深有感。但這次，在庫圖帕朗難民營的拍攝中，你有了一位fixer（翻譯員、導遊、喬事的人），這樣的拍攝過程，是否帶給你不同的感受？
奧利維爾：是的，那是不同的，甚至是很困難的。你知道，對於這樣的議題，你永遠都在走鋼索。其實《魁北克》的主題在這裡也很敏感，因為它碰觸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拍攝紀錄片是主觀的過程，很難真正客觀，只能接受一個事實，就是透過自己的觀點拍故事。我拍攝羅興亞人、和一位羅興亞人拍攝羅興亞人一定是不同的，我在這裡拍這座城市、和其他人拍這座城市絕對是不同的。我想我們試著給影片更多人性的角度，而非告訴大家什麼是事實。對，我想說的就是，在我們的片中，我們不想給予答案，而是試著挑起一些問題、或讓觀眾問自己一些問題。我們想跨越宗教或文化的定義，先從人的角度和感受出發，之後，我們才能更好地專注在難民營中的漂流、遊蕩，漫遊。卡蘭的觀點很重要，我們試著聆聽他、和他學習，也因此，我們請他寫一些和自由有關的詩句，也問他能不能寫和家庭、和愛有關的詩句？他寫了詩，我們問了他一些問題，他的回答也成為我們片中的元素。過程困難重重，因為翻譯很難精確，羅興亞語是一個口述語言，不是一個書寫的語言。舉例而言，卡蘭寫詩時，必須用英文寫，但我們必須翻譯成羅興亞語，因為影片中的口述是羅興亞語。另外，由於在難民營有太多的噪音，我們在片中無法使用卡蘭的原音，必須將整部《漂流：羅興亞故事》的口述都寫成英文，再請首菲錄音。首菲在來到魁北克前，曾經住在庫圖帕朗難民營18年，他沒辦法回到難民營聽卡蘭的聲音，只能透過英文稿理解。首菲必須即時翻譯片中所有的語言，比方他會讀一段口述的文字，然後想，那羅興亞語應該是這樣，但又好像有點長，於是換個角度去說、努力找真正的羅興亞語來說。整個口述對他來說充滿情緒，因為他有些家人還在難民營裡面，他有時會在這裡哭泣。我們打算不去外面的錄音室，而是在自家地下室即興弄個錄音室，也就是我現在和妳說話的這裡，因為在這裡可以舒服地坐著，慢慢地處理。有時會有些特別的時刻，他會很放鬆，找到好的時刻來回答這些錄音。
Q：在庫圖帕朗難民營的拍攝時間多長呢？
奧利維爾：不到一個月。
Q：我喜歡你們在這三部片裡都有些吟唱的元素。在庫圖帕朗難民營，你如何捕捉孩子唱歌的時刻？
奧利維爾：嗯，我非常喜歡在現場錄音樂，那和額外加入音樂有所不同。在《魁北克》中我讓歌手彈唱，讓現實引領著我，歌聲在跑，事件繼續發生，那是形而上的感受。在難民營有個組織提供兒童的安全空間（A Safe Space for Kids），有個工作人員告訴我這個小孩很喜歡唱歌、也很會唱，他常常在唱，要不要拍攝他？我想，好啊。我不知道歌詞和歌曲的含意，就跟著他拍攝。
Q：將《漂流：羅興亞故事》也辦成展覽的契機是？
奧利維爾：一開始想像的是短片，但難民營中的許多人都有故事要說，短片無法容納眾多的故事。在現場，何諾仍持續拍攝平面照片，那是他的熱情，他便提議我們除了紀錄片外，也同時進行其他形式的發表。當我們回來後，我們向國家美術館提議，他們表示興趣，我們也想或許可以做更大，也邀請了其他我們喜歡的藝術家一起，同時在機緣中認識了首菲，我們覺得在展覽最後聽聽他的故事很棒……計畫就愈滾愈大。這段旅程中，其他人的故事也感動著我們，這段旅程不能說結束就結束、立刻轉身、走向其他的事物。你必須尊重他們，於是就也努力找方法說這些故事。
Q：那麼在魁北克和國際的社群中，展覽和紀錄片的回饋如何？
奧利維爾：兩者的影響都很大。做這樣的紀錄片和展覽並不容易，因為帶著悲劇。我們試著把生活放在悲劇面前，譬如在泥巴裡玩鬧的孩子們，相對於父母輩的鬼魅，他們象徵了抵抗，他們值得那些光芒。很可惜，展覽只在魁北克舉辦，不過因為是國家美術館，所以很多人參觀，尤其展覽免費，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通常看展必須付費，但我們請求展覽不收費，讓任何社經地位的人都能參與。《漂流：羅興亞故事》在公眾和藝術圈都獲得不錯的回饋。有個問題我們有時會被問到：相對於故事中的悲劇，畫面中的美麗令一些觀眾感到不舒服。不過對我來說，那種反差讓主題更強烈。當何諾和我在難民營時，有趣的是，走到哪裡都很美麗，因為走到哪裡都有自然光，而且地理環境與前景、後景總是相當立體。在營區裡，你常常可以看到太陽透過布幕投下光芒，這也是另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反差。也許我們並無刻意讓現場美麗，我們僅僅拍攝那裡的模樣；當我們選擇畫面時，也並不選擇僅僅美麗的畫面，而是專注於選擇有意義、說了某些故事的畫面。並非因為這是悲劇，畫面就必須醜陋、模糊、色彩黯淡啊，如果這樣，人們也可能不那麼在乎這個故事。
Q：《漂流：羅興亞故事》中的記憶與夢魘似乎並不易消去。那你們呢？作為影像工作者，你們是否有時必須承受情緒的壓力，尤其當你們所見的難民營生活，和你們自己的生活差距甚遠？
奧利維爾：當我回來時，梅蘭妮說我有點創傷的症狀。可能那是我不習慣的環境，何諾有更多的經驗，他的性格也比較能處理那個狀況。我沒有做惡夢，但我感覺有點不同。
Q：你如何處理這樣的情緒呢？
奧利維爾：當時間過去，我猜那種感覺漸漸消失了。做為一個影像工作者，你遇到的人、聽到的故事……我想人生中也是，只要你花時間聆聽人們的故事，你從他們身上學習，你據此打造你的故事，也打造了你自己。對我們來說，那也是旅程的一部分。《魁北克》的最後提到，當我們有了孩子，我們也得放手，讓他透過聆聽其他人的故事，去寫他自己的故事，那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在《魁北克》的開頭，我們引用了萊納斯．鮑林的「生命是分子之間的關係，而非任何一個分子的屬性。（Life is a relationship among molecules and not a property of any molecule.）」對我來說，聆聽其他人的故事，是我們做為人類連結與他人關係的過程，所以在旅程中，這種學習是重要的，某角度來說這並不容易，但它是重要的。因為你能學習的不只是政治、經濟的知識本身，而是人的故事。
Q：目前有什麼新計畫嗎？
奧利維爾：在計畫初期，我們不知道一部短片的構想會變成長片、又變成展覽。現在我們和首菲及這次負責展覽雕塑的視覺藝術家卡琳．吉布羅（Karine Giboulo）也展開了一部短片的計畫，將要述說首菲的故事。另外一個對我們重要的計畫是，既然我們有了兩個小孩，我們想談談從旅行者的身分轉變為父母的過程，本來打算在四個國家拍攝，但遇上疫情，乾脆在這裡拍攝就好。我們的小孩要上一年級了。這部影片會關於我們還是小孩時，都很純真、對世界的想法還很幼稚，只想玩；上學後，開始學習、閱讀，也從中認識世界，發現成人世界是什麼樣子。於此同時，成人總是──無論想不想──，灌輸著他們對世界的觀點給小孩。這是個有點哲學的片子吧，我們想藉此提問：我們給予小孩哪些自由，讓他們打造自己對世界的觀點？同時，我們也想對教育孩子的成人們拋出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