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

二十世紀早期，英美國度並沒有作為名詞意義的「documentary」（紀錄片）的用法。不過，當約翰葛里森（John Grierson）於1926在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上面，寫了一篇關於羅伯‧佛萊赫堤的第二部影片《少年莫亞那》（1926）的評論，他便用「documentary」一詞形容佛萊赫堤的這部影片。此後，在英語世界一種被稱作「documentary」（紀錄片）的新影片類型便宣告產生。

由於《北方南努克》一片的票房空前成功，派拉蒙公司特別提供資金，讓羅伯‧佛萊赫堤到任何他想去的地點，拍攝他的第二部影片。這次，佛萊赫堤選擇去大洋洲的沙摩亞島拍攝。1923年佛萊赫堤啟程前往沙摩亞島，並於數周之後住進在Savai’i的Safune村落，進行影片攝製。《少年莫亞那》一片便在如此機緣下產生。

1926年出品的《少年莫亞那》，以當地人的日常活動（煮食、漁獵與採集等）為重點，並以年輕莫亞那的成年禮儀式為影片主軸，企圖紀錄沙摩亞島住民的傳統生活與習俗。事實上，本片不只紀錄沙摩亞島民的日常生活，也呈現劇情化的莫亞那和他的家庭及其生活。而這種以創造性與劇情化再現某種真實的手法，紀錄片大師羅伯‧佛萊赫堤早在他的《北方南努克》一片中有很好的嘗試。

一個初民社會中的成員，一旦聽見自己的聲音可以重複被「播放」，感覺會如何？一旦了解可以抽離自身，看見自己的照片（靈魂）時，反應會如何？一旦他被訓練能操作攝影機之後，對該社會的影響又如何？「媒體」…作為20世紀最強大的媒介，是保存文化的工具，抑是摧毀文化的幫兇？

本片藉著與加拿大著名的人類學家艾德蒙卡本特的訪談，以他在60年代初所攝的田野調查影片，對照本片導演不同角度的反省，討論各種媒體進入初民社會，試圖紀錄原始文化資料的同時，與該文化所產生的撞擊。

民族誌與傳媒的界線在那裡？電影與照片對原住民有何影響？藝術與人類學、影片與文化有何關聯？本片訪談的主角卡本特打開了這個潘朵拉的盒子。

本片探索了同性戀伴侶在領養小孩時，所遭遇到的個人、文化與政治上的衝擊。

四個男同性戀組成的家庭，每日面對不同的煎熬與挑戰。為了成為父親，他們必須面臨許多挑戰：保守派人士認為他們顛覆家庭傳統；大部分美國人認為母親是幼兒心理發展不可或缺的；甚至在社群裡，同性戀族群追求獨立與性解放，往往壓制了想要成為父母的渴求。

即便如此，成千上萬的美國男同性戀者還是自覺地做了這個決定：要成為父親！《爹爹與爸爸》引領我們走入男同性戀的父權社會，檢視另類家庭與其價值觀，社會性向與生理性別對於小孩成長的影響，並一窺現今美國家庭面貌的改變。

住在伊朗的巴提亞裏族人，五萬人帶著五十萬頭牲畜作季節性遷徙。他們穿過狂風怒卷的沙漠，用皮筏涉過奔騰咆哮的卡魯恩河，赤足翻越人跡罕至幾乎垂直的雪山，一路上險象環生。無數人命與牲畜葬身河水、掉落雪山，經過艱苦跋涉，終於看到一片夏意盎然的牧草。

艱苦卓絕的生存境遇和為生存而抗爭的頑強，狂風漫卷的沙漠，孱弱的少女肩扛著小羊，攀爬雪山…部落的人們為了生存被迫遷徙，遷徙如同一場生死之戰。本片為紀錄片史上的經典之作。

為終結皮博迪礦業公司抽取村落珍貴的水資源，霍皮印地安人發起接力長跑祈禱活動，從北亞利桑那一直前進到墨西哥城。綿延 2000 英里的路程，除了充分傳達「水就是生命」的訊息，奮力跑動的身體也與來自南方的祖先有了連繫。